缺少的并不是时间：1934年，他们本可以不失一兵一卒地拦住希特勒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在不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阻止德国重整军备。缺少的并不是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大约6000万人殒命。

从入侵波兰（1939年9月1日）到日本正式投降（1945年9月2日），平均每天有27000人死于轰炸、枪击、爆炸、刺刀、焚尸炉、毒气、饥饿和传染病。轴心国战败者杀死或饿死了其中大约80%的受害人。盟国胜利者主要消灭的是轴心国士兵，失利的轴心国则杀害了大部分平民。

在库尔斯克，死在坦克中的德国和苏联士兵（亦有2000多辆坦克被击毁）比历史上任何一场装甲战役都要多。1945年1月，一艘苏联潜艇在波罗的海击沉了德军运输舰“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造成史上单舰平民和士兵死亡人数最多（9400人）。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陆上战役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围攻战则是平民丧生最多的一场战役。犹太人大屠杀的死亡机器使得从阿提拉到帖木儿，再到阿兹特克人的杀戮看上去如同儿戏。军事史上最致命的一天就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5年3月10日，东京遭到燃烧弹轰炸，10万人（实际数字可能多得多）失去了生命。在战争中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当即造成广岛和长崎1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还有数万人最终因暴露于辐射中而罹难或致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无以复加，这场厮杀似乎彻底改变了往昔的战争概念。

然而，战争如何爆发、为何爆发、在何处爆发，却是可以预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进的科技和极权主义思想不应让我们无视这一事实，即这是本性难移的人类在已知气候气象条件下，在熟悉土地上进行的战争。他们根据古老的规则参战、厮杀并缔造和平。种族和文化优越论等古老观念经过重新表述之后，驱动了1939年至1945年间的这场全球血战，其出发点只是为了证明一些意识形态比其他的更好，或者（至少）更强大。纳粹德国坚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精神孱弱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图谋压制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势力。自1943年1月开始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的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精准总结了德国参战的理由：“英国之所以在1939年发动战争，是因为一个更加强大且与奥地利合并的大德意志会对大英帝国及其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请注意邓尼茨是如何使用“英国发动战争”这一关键说法，以表明德国是因为受到伤害，并感到愤懑才入侵波兰，所以原本不应该引发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

到1939年，德国人已认定，西欧国家的战后政策是不公正和报复性的；德国在独树一帜且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

制度下获得了新生，只要付出一些可以接受的牺牲，便能纠正这些政策。不受束缚的德国将在整个欧洲建立霸权，纵然这一努力可能意味着大幅改变现有边界、大量人口迁徙，以及惨重的人员死亡，尽管其中大部分是非德国人。与此同时，另外两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早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就已入侵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和日本（在德国闪击波兰两年前便已入侵中国）认为，如果希特勒敢于承担风险——就如他在1939年至1941年看起来已经成功做到的那样——那么它们也应该加入赌局，分享战利品。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关于荣誉和恐惧的现实主义理念、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以及意识形态认同，都可以解释某个国家为什么选择卷入或退出战争，抑或保持中立。

发动战争远比结束战争容易得多。自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各自盟友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以来，赢得——并终结——一场战争的前提就是找到在物质抑或心理上消灭敌人战斗能力的方法。轴心国和同盟国对如何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而后者对历史上完结战争的模式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时，德国并没有一个认真的计划去打败那些（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远在其边境之外的敌人。与遥远的对手不同，第三帝国既没有强大的蓝水海军，也无一支由护航战斗机和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构成的战略轰炸部队，其超长航程和大载荷本可能令远在天边的任何一个新敌人的家园都不堪一击。希特勒似乎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四个国家——中国、印度、苏联和美国——要么正在与轴心国作战，要么准备向其宣战，而无论在二战前还是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远超过10亿人）从来没有同时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甚至连拿破仑也没有在不知道如何摧毁敌人的战争能力，或者（这一情况更加糟糕）妄图通过战术胜利迫使强大敌人屈服的情况下，接连向如此之多的强国宣战。德国期望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Operation Sea Lion）就是个白日梦，但在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中，它却是唯一貌似可行的将英国消灭的方法。时任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元帅多次警告希特勒，在1940年对英国实施两栖入侵是完全不可能的。雷德尔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海军无法运送几十万士兵通过英吉利海峡，并断言：“我不建议在英国登陆。”战后，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承认，陆军无法承担这项任务，并对希特勒最终同意让步感到欣慰：“我非常担心。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将不得不使用不适合航海的小船来实施这次入侵。因此，我当时完全同意元首的决策。”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试图在几乎不可能有效实施闪电战的地方重演闪电战的早期胜利。雷德尔事后声称自己曾反对这项行动，他绝望且徒劳地建议希特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与苏联开战”。

战争的永恒要素——大国之间的平衡，威慑对抗绥靖，集体安全，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攻击，由胜利、羞辱和占领带来的和平——依然支配着这场冲突。就像过去的大多数争斗一样，当德国、意大利、日本看上去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不管法西斯意识形态有多么可恶，轴心国的民众都支持战争。1940年法国突然崩溃后，就连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

也沉浸在德意志人的狂喜之中：“收复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这怎能不让心脏加速跳动？毕竟，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一支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使之具备取得如此功绩的能力，是第三帝国令人惊讶的，可以说是最伟大、最积极的成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经常研究在获知战场胜利或遭受失败后，雅典人民情绪上的剧烈起伏。他最善于捕捉公众得知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时那种反复无常的亢奋。

战争进程也印证了另一条经典格言：获胜者往往是能最快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出必要纠正，并以最快速度应对新挑战的一方。陆上强权斯巴达最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了一支更为优秀的海军，而精于航海的雅典人却从未建立一支明显胜过敌人的陆军。罗马是陆权国家，但其舰队取得的战果比海军强国迦太基的陆军更为瞩目。此外，英美两国还通过部署远程战斗机护航、重新调整目标、将雷达整合进防空系统、研发新颖的战术、生产更多更好的飞机、培训更具战斗力的机组人员，迅速纠正了战略轰炸中的错误，而德国在空袭不列颠的行动中却没有做出如此有效的调整。美国以德国难以匹敌的速度扩充轰炸机队伍和机组人员规模。德国空军也许是1939年底至1940年中期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轰炸部队，但在闪电战最初的6个月内（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只向英国投掷了3万吨炸弹。与之相比，盟军在1944年6月至11月半年间，空投的炸弹吨位数是当年德军的20倍之多。

基于传统地理考量，日本在1941年拥有多种战略抉择。日本入侵中国已长达十余年，可继续加强占领；或者在1941年6月同希特勒狼狈为奸，从东方攻击苏联；也能将孤悬于亚洲和太平洋上的各殖民地纳入囊中；还可以命令帝国海军对美国和英国发动新的战争，因为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尚无须担忧地面入侵或者敌人发起两栖登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无论选择上述哪种地缘构想，习惯于排外且资源匮乏的日本都少有盟友。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便与西方渐行渐远，1937年侵略中国，1939年与苏联开战，对印度虎视眈眈。它在太平洋地区不受欢迎，得不到信任，也无法有效地同轴心国盟友合作。

日本的西部地缘状况决定了它是否能在20世纪向太平洋东扩。假如同苏联或中国敌对——这都是常态——日本则必然面临不利的两线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日军地面部队——所有时候都超过60万人——在中国作战，最终有50多万日军丧命于此。日本在1941年4月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考虑到已在中国战场陷入僵局，遂决意冒险两线出击。但它万万没料到，珍珠港事件将导致日本同时在三个战区与中国、美国，及最后入局的苏联厮杀。由于日本政府和首相东条英机均认为从中国泥潭撤军不可接受，而且鉴于1932年至1939年，日本帝国陆军在蒙古边境对抗苏联人时的糟糕表现，

以及传言说美国可能很快对日发动攻击，或者最终对重要资源实施禁运，因此日本认为最佳选择是利用海军航空兵对地理位置遥远的美国进行出其不意的“先发制人”打击。东条英机向战时内阁说，他考虑了所有可能性，“直到头痛欲裂，但结论只有一个，即战争不可避免”。

20世纪的科技也不能克服天气的影响。在古代，天气往往决定着战场胜负：在希波战争（公元前480年）中，薛西斯一世（King Xerxes）的波斯舰队在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遭遇风暴，大部沉没；1187年的哈丁战役，十字军不堪忍受高温炙烤，惨败于萨拉丁（Saladin）领导的穆斯林军队；滂沱大雨中，拿破仑的炮兵和骑兵部队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步履维艰，不幸落败于滑铁卢（1815年）。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都一直认为，正是1941年提前到来的冬季异常严酷，才使他们在莫斯科城下失去了关键的两周时间。于是当窗口期关闭时，胜利的机会也随之而去。因极端严寒，空运补给无法运抵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德国部队，他们也无法实施突围。1944年，因大雾影响，英军在阿纳姆（Arnhem）始终得不到空中增援，导致这次盟军主动发起的重大行动

被德军击溃。强风和浓云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改变战术，他命令自己的B-29轰炸机编队低空飞行，将投掷普通航空炸弹改为投掷燃烧弹，利用凝固汽油弹将东京化为一片火海。现代将军同他们的古代同行一样，常常不出意外地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气，好像在制订计划时就假定变幻无常且狂暴的自然天气是已知因素，应该配合他们的计划。

20世纪30年代，混乱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刚开始，民主国家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使那些非民主体制的欧洲国家，如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至少还拥有西方共同的古老宗教、血统和历史，因此情感上是亲近的；它们亦有几分理性，不会有意重现1916年在索姆河和凡尔登发生的骇人杀戮。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肯定会重视谈判和妥协，愿意通过外交方式来弭息争端，而不是再次诉诸自杀性暴力。可惜这种耐心和天真只会削弱传统威慑，反而鼓励了纳粹进一步扩张。

威慑就是依托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凭借实力和意志，从而成功地阻止敌人入侵。纵观历史，若威慑缺失，战争就会爆发。从迦太基到美国南方邦联，较弱的好战分子们总能够说服自己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幻想没有被冷冰冰的现实提前制止。更强大的力量，以及使用该力量的决心，就有可能在冲突开始前就让其偃旗息鼓。换言之，17世纪英国政治家、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1st Marquess of Halifax）对威慑有着更精彩的描述：“只要偷马，就会被绞死。”

然而，一旦没有绞死窃贼，也确实有更多的马被偷了，那么孰强孰弱就令人困惑。只有经历一次损失惨重的世界大战，剔除了华丽辞藻和虚张声势后，政治格局才能根据真实的实力再次得到校准。根据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Mein Kampf

）是一部有关“信仰和战争的新《古兰经》”。它幼稚地咆哮着德国只有重整军备，积极进取，才能获得认同，至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如此。此战之后，广大德国人不再阅读希特勒的著作，也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因为第三帝国的野心开始衰退，纳粹德国暴露出远比敌人虚弱的本质，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个不合格的战略家。苏联的装甲车比德国更胜一筹，这在战前就是事实。令人费解的是，苏联却未能传达这一确实情报，也就失去了威慑。希特勒事后说道，假若知道德国的制式反坦克武器对苏联坦克，尤其是T-34坦克无效，他就永远不会入侵苏联。也许吧。但是这场发生在东方的区域战争导致超过3000万人死亡后，苏联的真正实力才显露出来。因此领袖们及其幕僚下属为战前的错误判断付出可怕代价后，只得被迫进行必要的调整。

1938—1939年，西方民主国家本应能轻易对德国施加威慑，却畏敌惧战。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

将军解释了希特勒为何如此自信：“第一，他认为远东利益比欧洲事务对它们（盟国）更重要；第二，它们似乎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了证明希特勒的错误，人们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拿破仑在莱比锡（1813年）和滑铁卢（1815年）惨败后，才终于承认他的军队根本无法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瑞典、英格兰联军对抗。如果所有这些国家在十年前就结成牢固的联盟，拿破仑可能早就打退堂鼓了。丘吉尔在谈论希特勒的军事扩张计划时，曾经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在不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阻止德国重整军备。缺少的并不是时间。”

1939年，德国在飞机、装甲车辆、人力资源储备、工业产出等方面并不比英法强，或者说至少没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并攻占这两个国家。后来的德意日轴心国实力也远逊于随后出现的英美苏三国同盟。轴心国的人口总数仅略多于同盟国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说生产能力了。毕竟，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战时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超过其他所有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总和。

总而言之，即使可以预测的人性从未改变，地理和天气条件自始如旧，人们继续遵循着古老的战争法则，并重复扮演着长久以来早已熟知的角色，但6000万人死亡、20世纪的极权主义思想、希特勒无以复加的邪恶、V-2导弹、两枚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犹太人大屠杀、凝固汽油弹、神风敢死队，以及数百万苏联人和中国人惨遭杀戮，这些事件似乎重新定义了这场世界大战，使它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迥然不同。

为何西方世界明明知晓历史教训，了解战争地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直接创伤尚未抚平，却选择在1939年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与其说这是一个意外、误判和过度反应的故事（尽管这样的例子显然还有很多），不如说这些国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意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采取无视、绥靖或合作的策略。这些国家拥有资源和常识，却没有意愿反其道而行之。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2-战争史/制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与略.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