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得过卢沟桥，躲不过第二枪

纵使卢沟桥事变或许能得到避免，但第二、第三次同样的事件，即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导火线的小事件仍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

四 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

1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城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时40分左右，在演习地区发出几声枪响，随后，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其实，失踪士兵很快归队，但日军仍然要求进入宛平城。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次日清晨5时，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第1联队第3大队向驻守龙王庙和铁路桥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并占领了龙王庙铁路桥东头。日军另一部则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进攻，炮轰城墙，并攻占了县城东北方的沙岗。驻守在这里的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由此，日本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浴血抗战也拉开了帷幕。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既定侵华政策的必然产物。早在1936年1月13日，日本陆军省就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该纲要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如何一步步完成对华北侵略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要纲的精神，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将华北驻屯军由原来的1771名增加到5774名。同年，驻屯军挑起两次丰台事件，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丰台。1937年4月以后，驻屯军开始在平津近郊演习。从6月起，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日益频繁，并以进攻占领宛平城为目标，其目的非常明确。因此，尽管七七事变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它的发生与日本的侵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调兵北上，令孙连仲、庞炳勋等部，向保定、石家庄集中。而日本于7月10日接连召开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军部关于增兵中国的提案，天皇随即批准了向华北派兵的提案。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运兵时间和诱使守军妥协，日本放出“现地谈判”的烟幕。11日，第二十九军与驻屯军签订了现地停战协议，在协议中，中方做了极大让步，如令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处分负责官员，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军队为避免与日本在丰台过于接近而招惹事端，改以保安队在卢沟桥城厢及龙王庙维持治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但这一切，根本无法阻止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20日，增援华北的各路日军集结完毕，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并迅速转入临战状态。同日，日本内阁批准了陆军关于“使用武力解决事变”的决定。

日本军队在完成一系列军事部署后，随即开始向平津地区进攻。25日和26日，中日两军分别在廊坊和广安门发生冲突，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28日，日本驻屯军发表对中国军队“出师讨伐”的声明，集中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向北平大举进攻，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工事，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但因驻地分散，兵力无法集中，造成重大伤亡。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及许多中国官兵英勇牺牲。当日晚，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命张自忠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30日，北平沦陷。

就在北平激战的同时，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率该师第一一四旅主力，协同天津市保安队，于28日凌晨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海光寺日军兵营等地发动攻击，并相继收复天津东站和总站。次日凌晨，日军分四路进攻中国驻军，但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并攻入日本租界。日军急调援军增援，并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天津，30日，天津失守。

2 八一三事变

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即有占领上海、南京的计划，其主要战略设想是：“以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新编第十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基本上是按这一作战计划行动的。

中国方面，因长江流域为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倚重地区，故对其防卫也早有筹划。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拟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即提出：“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长江、海岸阻敌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心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

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作战基本上以此案为指导。

1937年8月9日18时左右，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斋藤与藏水兵驾汽车到上海虹桥机场，企图强行越过警戒线，中国门卫制止无效，将其二人击毙。10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电令佐世保除第一航空队外的其他第三舰队所属部队立即向上海前进。11日，上述日军到达上海。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又将原配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二航空队转隶长谷川指挥。当日，上述两支部队开赴上海东南泗礁山。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制订增兵方案，决定派遣第十一师团、第三师团组成一个军增援上海。此案得到内阁会议批准。中国方面，军事委员会于11日决定“围攻上海”，并做了相应的兵力调整。

8月13日下午，中日两军首先在八字桥交火，战斗迅速蔓延，淞沪会战打响。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今即采取断然措施。”17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9月2日，日本宣布将“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天皇并敕令追加军费预算，表明日本决心全面占领中国。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短短5个星期，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平津扩大到淞沪地区，从华北扩大到华东，原来的局部挑衅发展成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因此作为日本全面侵华战略的导火线的卢沟桥事变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了。正如时在日军驻屯军参谋长任上的桥本群少将战后回忆时所言：“纵使卢沟桥事变或许能得到避免，但第二、第三次同样的事件，即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导火线的小事件仍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此言道出了历史原委。

3 国共两党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卢沟桥事变翌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中共中央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他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及军事重要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地界。”他严正表示：“万一直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篇讲话于19日正式公布，它事实上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到庐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于7月15日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郑重声明：“（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之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等问题。8月9日，国民党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抗日大计，同时，就发表两党合作宣言，确立共同抗日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确立红军指挥系统及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8月25日，中共宣布红军改编，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邓小平为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计4.5万人。随即八路军各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

9月中旬，国共两党在南京继续谈判，最终就“合作宣言”达成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宣布，在“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中国共产党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说：“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以这两个文件的公开发表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结束了中国分裂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象征，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决心，国民党政府陆续释放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700余名“政治犯”。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废止1931年制定的针对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了经过修改的针对汉奸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获得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同时也推动了全国一切爱国党派间的团结合作。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好胜利。”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领袖邹韬奋撰文说：“我国已恢复了民国十六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证抗战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打击。”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监狱获释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8月，刚出狱的沈钧儒等救国会7领袖应国民政府之邀，到南京陈述抗日救国的意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团结抗日的态度，并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桂军、川军、滇军、粤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等，也摒弃前嫌，纷纷开赴各个抗日战场。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远在南洋、美洲、欧洲的华侨，也组织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他们成立了各种救援会，募集资金、征集药品、抵制日货，甚至亲自回国参战。

4 持久战方针与国共两党的战略分工

1937年8月7日至12日，国民党提前在南京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战略方针作了具体分析。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订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待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其后，蒋介石对持久战略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阶段的胜利。”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7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提出了中共方面拟定的《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内容为：战略方针为持久防御战；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战略上应是内线作战，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有利时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理论进一步概括、深化和完善，标志着中共持久战理论臻于成熟。

馆藏于 党与国/建国前传/战史/抗日战争史话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荣维木).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