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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一 书 · 第 041 期

挡箭牌:日本为什么没有沦为殖民地

《日本维新史: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加]赫伯特·诺曼 著
中国这个满目疮痍、昏昏而睡的东方雄狮,成了日本的挡箭牌,抵挡了欧洲列强商业和殖民地的贪婪侵占。
今日导读

1853 年佩里的黑船驶进江户湾之前,日本的国门已经被敲了半个世纪:俄国人从库页岛一路南下,英国军舰法厄同号硬闯长崎港,斯坦福·莱佛士想让东印度公司顶掉荷兰人,幕府的回答是 1825 年那道「异国船只驱逐令」。1854 年国门终于被撬开,1858 年哈里斯与幕府签下第一份通商协议,真正的冲击随即落在账本上——日本国内 1∶5 的金银比价撞上国际 1∶15,黄金像水一样外流,米价飞涨,1860 年主张开国的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被刺。这一节把这条链一路推到那个尖锐的问题: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为什么日本没有沦为殖民地?诺曼的答案里有一句让中国读者很难平静的话——中国成了日本的挡箭牌。

为什么是这本书

《日本维新史》原书名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是加拿大学者、外交官赫伯特·诺曼在哈佛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小册子,1940 年出版;中文版由赵阳翻译,新星出版社 2018 年推出,副题「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诺曼生于日本长野县,通日文,能直接读一手史料,又身在西方学界与外交圈,所以这本书天然是双视角的:一手讲明治维新怎么发生,一手不断拿它和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同时代的中国对照。全书不过两百来页,却是明治维新研究里被引用最多的经典之一——它问的不是「维新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偏偏是日本」。


我们已经看到封建日本的各阶层是如何相继反抗德川政权的,正是德川幕府造成了国内的混乱和危难局面。现在我们把视线放到外部的威胁上,外国入侵的威胁、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都是敌人用来攻击、推翻德川幕府的强有力武器。日本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助于锁国政策的执行。在亚洲国家之中,日本距离欧洲的航海强国最远。有广阔、半开发的西伯利亚草原保护,远离罗曼诺夫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虽然注定打开日本国门的强国是美国,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发之前,在巴拿马运河建成前夕,美国距离东亚甚至比距离欧洲还远。然而西方商人和日本政治家都明白:日本不能依靠偶然的地理因素避免外国列强的入侵,西方强国静候在日本紧锁的国门前,蛮横地命令日本做出答复——是选择开放门户、对外交往,还是重蹈印度和中国的覆辙。早在比德尔和佩里

到达日本以前,日本的统治者就应该有所警觉,日本早已引起欧洲航海家和殖民者的兴趣。

在把势力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后,俄国就已成为始终萦绕在沉睡着的封建日本身边最不安因素。18世纪末,德川幕府已对俄国对南方的觊觎感到忧心忡忡,俄国南下势力扩展到库页岛,威胁到虾夷岛(现代称北海道)。

俄国坚持试图打开日本,至少是部分开放。拉什曼(1792)、列扎诺夫、克鲁辛斯特恩(1804)以及戈洛夫宁舰长先后出航日本,虽然他们一无所获,但这些航行让日本人开始密切关注北方邻居的意图。英俄两国的摩擦因为阿富汗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加之俄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注意力被转移,不得不放弃在远东地区许多野心勃勃的殖民和商贸计划。俄国欲控制博斯普鲁斯地区的野心受挫后,转而回头看向东方,再度成为日本安全的威胁。

相比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举步不前,英国和法国进入日本的决心十分坚定,最后美国也参与进来。在欧洲强国东进的路上,印度是第一个落脚点,中国是第二个,格列佛和马可波罗所抵达的海角天涯——日本是第三个,也是终点站。在19世纪中叶,在领土和贸易方面,首先吸引野心勃勃的英国的是印度,继而是中国。但在1808年至1825年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海面急进所激起的浪花,已经溅落到日本海岸,使怡然自得的幕府统治者从美梦中惊醒。1808年,英国首次试探日本这一孤立小国的防御力量——英国军舰法厄同号强行闯入长崎港,引起日本官员和荷兰居留民的强烈反应。

此时,英国人发觉这是一个取代荷兰成为日本国唯一对欧贸易国的绝佳机会,因为此时的荷兰已有大部分被并入拿破仑统治的法国,而英法是敌对状态,自然而然地,英国将日本的荷兰人视作敌人。在英国夺取了爪哇岛之后,极富想象力的大英帝国建设功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开始构想英国在日本的蓝图。他极力主张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要取代荷兰在长崎的地位,还要在日本实施更雄心壮志的商贸和殖民计划,这是其他强国之前都没考虑过的。

这一时期的幕府鼓励激烈的排外运动。后来,这种鼓励使幕府进退两难:当西方坚持要日本开放门户,而日本国内舆论却是攘夷的时候,经过再三犹豫后,幕府最终将要签订的协议递给京都的宫廷,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幕府的政治威望。然而,那位有远见的莱佛士并没能使东印度公司对日本产生兴趣,这是因为此时英国的贸易野心并没有分心到遥远的日本,他们的全部力量聚焦在素有物产富饶美誉的中国。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在鸦片贸易上,这显示英国下一个商业据点将设置在中国的某个沿海地区。为了打破贸易障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一举打击了满族统治的王朝,并以中国与外界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来束缚住中国。英国商人忙于开拓中国这个有潜在希望的富饶市场,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因而英国没有余力去关心日本,这个位于海上东北部的岛国,更何况那里还岩石遍地,土壤贫瘠。但中国的命运深深震动日本有识之士的心灵,他们不顾当局的审查和迫害,著书立说,为保卫国家吹响振奋人心的号角,更进一步,他们积极采纳西方工业和军事科学的内容,警醒世人。

因为担心严格遵守“异国船只驱逐令”会沦落到和中国一样的命运,幕府采取了一种较为迁就的政策,于1842年颁布规章制度,准许外国船只在日本的指定港口补充燃料和日常饮食物品。

这种政策上的朝令夕改使日益得势的排外派对幕府十分反感,甚至导致排外派和幕府之间的矛盾升级,几十年积攒的宿怨被挑起,两者形成敌对之势。排外派是由一些想采用西方技术击退西方列强的思想家组成的,此时,他们将攻击对象转换成幕府,因为幕府屈从于西方列强的施压。反对外国势力的口号“攘夷”只不过是抨击德川幕府的一种策略而已,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倒幕派获得执政权力,但在维新之后,如果还有人拿着“攘夷”这一口号去加害外国人,这样天真的口号拥护者就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英国不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开始为打破东亚贸易壁垒而调整战略步伐了。此时,美国作为英国在海运方面的竞争者,就船舶所载运的吨位而言,已经同英国只有分毫之差

,这时美国开始极度关心某些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这些条约明确地表示美国有保护远东航运利益的权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他远征日本前写道:“当我们看一下海上劲敌——英国在东方占据的那些属地,就会注意到英国正在陆续地设立多个有防御设施的海运港口,我们应该以此为戒,要考虑到我们有必要采取应对的措施……幸运的是,太平洋上的日本和许多其他岛国还没被染指,没有被这个不讲道理的国家捷足先登。这些岛国中的有些海岛处在商业航线上,因此它们注定对美国意义重大。我们应采取积极措施获得足够数量有特殊豁免权的港口,这件事刻不容缓。”

因为日本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受到条约规定限制,制造品开始泛滥于日本国内;日本国内奇特的金银比价导致了黄金大量外流

,在日本国内黄金与银的比价仅为1:6或1:5,而世界上金银比价为1:15。黄金外流严重干扰了日本经济,又让外国商人借此大发横财。1860年,幕府开始实行货币贬值政策,将货币的含金量减少了85%以上

,导致了通货膨胀,引起物价的飞涨,从而加重经济危机。

由于物价猛涨,米价也发生巨幅波动,这对幕府统治阶层造成毁灭性打击,德川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武士等,这些人的收入是固定量的稻米。但是当稻米被换成货币,再去购买持续涨价的商品时,禄米所能换得的东西的价值实际缩减了。德川幕府的财政朝不保夕,现在还不得不承担建造防御设施、修建钢铁厂、赔付受到攻击的外国人、派遣使节出国等开支。这些开支没有其他办法应付,只能向农民征收更多的人头税,向商人进行强制贷款(强征御用金)。

新一轮苛捐杂税使农民更加不顾一切地发动暴乱,同时,因为有浪人、一贫如洗的农民、流浪者和乞丐的加入,反抗的队伍扩大了,这群暴民蜂拥进入城市,使动荡的社会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飞涨的物价加剧了下级武士的经济困难,将他们拖入赤贫的深渊,这加深了下级武士对幕府和其外交政策的仇视,进而使下级武士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外国的野蛮人和他们的商贸活动。

针对幕府高级官员的暗杀活动开始增多。1860年,从主张开放海禁的政府官员井伊直弼被暗杀起,此类暗杀事件越来越频繁。这样的危险也降临到某些商人头上,原因是这些商人试图从高利贷或者米价的巨幅波动中捞取好处。

在讨论明治维新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没有沦为殖民地?或者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日本没有沦为像当时中国那样主权受损的国家?日本面临成为一个或多个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危险,确实存在着。日本国内社会和经济的衰退程度非常深,所以人们不能理解日本为什么能摆脱重蹈中国覆辙的命运也情有可原。英法两国将它们争夺殖民地的竞赛推向东方。日本应该庆幸的是,英法两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资更为丰饶的中国,自从1840年以后,英法两国几十年来都在忙于“镇抚”中国。特别是英国,它对1850年爆发且持续了约十五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始终旁观,最终出面干涉。而对于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前夕的1860年至1865年间,这个时间段对日本极为关键。幕府在它的政敌面前全面撤退;经济灾难在长期的农业危机这般苦难积累下日益尖锐,已到极点;最终,腐朽的封建制度组织被西方商贸和思想冲击得分崩离析。

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迫切希望猎取领土和荣誉。在1859年,法国从克里米亚战争中空手而归,拿破仑三世又支持撒丁王国对奥地利作战,法国赢得萨伏伊和尼斯两地。拿破仑三世效仿拿破仑大帝没有成功,此时,他在1862年至1867年征战墨西哥时遭遇毕生最惨的一次败仗。(美国独立战争间接影响到法国对墨西哥地区的干预,也偶然地让美国在数年中除佩里之外都无人再对统治日本感兴趣。)当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鏖战中拔出脚来,俾斯麦的全身铠甲又在第二帝国的版图上投下不祥的阴影,阻止了草率的拿破仑三世远征东方。然而,尽管法国被削弱,它再次将目光投向远东,虽然无法在那里使用武力强攻,却可以通过计谋获得自身的利益。里昂·罗休是法国驻日公使,他曾在尼日利亚的殖民政府中受过严格训练,他是电报外交时代以前的典型外交官——手段圆滑,足智多谋。他在旅日期间的外交特点是:和幕府保持亲密关系,并对倒幕的强藩联合抱有敌视态度,而此时的倒幕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与英国关系更亲近。如果我们回顾1862年的生麦事件

,当时的萨摩藩杀害了英国人理查德逊,为了报复,英国在次年炮轰鹿儿岛,这些事件,让萨摩藩与英国的友好关系看上去如此不可思议。似乎这种明枪明炮的实际武力震慑,更能让人领略欧洲军事武器的优越,对于降伏萨摩藩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要知道,作为整个封建日本战斗力最强、最傲慢的萨摩藩,要想与它建立友谊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在萨摩人最擅长的领域教授给他们有价值的东西。

1863年,国际舰队炮击日本下关,此次炮击事件也对长州藩产生了相同的神奇效应。率先反对外国的各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呈现大转弯,不论这种大转弯的态度背后有什么复杂的动机,我们都必须佩服他们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务实和沉着。

所以,法国将希望寄托在幕府上,以哈利·巴夏礼为代表的英国则青睐外藩。西方观察家对法国支持幕府到怎样的程度,往往缺乏认识。例如,法国帮助日本建造横须贺铁厂,无论从技术还是财力上都予以支持。在1864年和1865年幕府征讨长州藩时,法国提供了武力支持,还为幕府出谋划策。

如果法国对它支援幕府后有寻求特权的希望,那在1867年至1868年幕府被推翻后,这种希望也就化为灰烬了。值得称赞的是,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没有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沦落成为外国列强的代理人,没有成为被外国势力操控的提线木偶。

自1850年起,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和普法战争爆发,这个时间段的复杂国际局势如上文所述,英法两国在日本的竞争相持不下,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这就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契机,使得日本可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封建制度已使日本在经济上衰退,并将日本置于被外国商贸和军事任意宰割的危险境地。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偶然的国际势力均衡因素(特别是墨西哥惨败,妨碍了法国侵吞远东的野心)之外,中国这个满目疮痍、昏昏而睡的东方雄狮,成了日本的挡箭牌,抵挡了欧洲列强商业和殖民地的贪婪侵占。相比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无论是作为外国工厂的商品市场,还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材料产地,日本的贡献都显得微不足道。况且,越过中国征服这样一个政治复杂的小岛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趁着此时难得的喘息机会,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打倒了只会耍阴谋和挑起内讧的封建统治者,取而代之建立起一个全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并将日本开放,迎接生机勃勃的西方科学与发明的空气。依靠这批杰出政治家的远见,新政权夯实了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独立国家的基础。从而使外国认为入侵日本会是非常危险、无把握的举动。现今的观察家讨论起远东问题,常常容易忘记在19世纪时日本是与当时的缅甸和暹罗一样的弱小国家,日本也曾面临西方列强压境,而国内一无盟友,二无舰队,三无现代化军队,国库空虚,工业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商业微茫,贫困至极,非君主统治者——征夷大将军的政治威信扫地,叛乱、内讧和内战横行,举国狼藉。这就是明治政府继承的日本。时间紧迫,资源匮乏,正是因为如此,世人才对明治时期的领袖所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不会因为在民主和自由改革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而去横加指责。如果从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角度看,日本还有许多地方没做到位,但历史情势紧迫,换而言之,其他国家用几百年完成的功业,日本要在几十年的一代人之间完成,这就意味着日本无暇顾及自由主义制度这样的奢侈品。日本跳过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应政治时代的维多利亚自由主义阶段,一举从封建制度跨入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速度是构建现代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关键因素。日本需要快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国家,成立最新的国防力量抵御入侵威胁(一时有利的列强实力均衡的时机、作为屏障的中国,都不可能永远拖延外强来犯的时间),打造一支立足于这股武装力量的产业,更新教育制度以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求,这些重大改变的措施由一群专制的官僚群体制定、实施,而不能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民主的代表机构来实现。这些军事官僚比其他国民要思想先进,所以他们身后不得不拖带一大批怨声载道、还未完全觉醒的商人和农民。专制,也可以称之为家长制,是明治改革领导者为避免日本沦为殖民国家,唯一可以选择的办法。

将西方强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意图,理解为蓄意欺凌弱小、动乱的国家并将其变为殖民地,不免有些夸张的成分。对于物资丰富、政治软弱的中国,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但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还没有发展到受到外国凌辱、侵略的程度,若国力和军事长此以往地衰弱下去,这种受侵略的可能性则会变成必然。日本的对外贸易起着革命性的作用。与西方国家通商是导致日本封建结构倾塌的最后一根稻草。换句话说,它是日本社会从封建制向现代资本制变革的催化剂。外来的野蛮人,无意中成为日本国内狂热排外派的盟友,这些排外势力利落地斩杀德川幕府的官吏、西方科学的倡导人、可恨的外国野蛮人。武士、大名、浪人、商人和农民组成了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队伍。武士,他们蔑视商人和外国人,但在斗争中又无意间加深了与这两类人的关系;大名,参与其中,只有一个目的:以本藩控制下的政权取代德川幕府的专政统治;浪人,有些加害外国人,有些冒着生命危险学习西方语言和思想;商人,他们以财力支持革命;农民,反对当地官吏的暴政或增税,他们不关心国家的政治。这个异常庞杂的群体在黯淡了几百年后重新焕发光彩的天皇领导下,齐心协力,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德川幕府政权。新政权的首领是一位年轻的君主——明治天皇。他开明虚心,知人善任,与前任保守的孝明天皇不同,明治天皇身边围绕着当时最富创造力的有识之士。他与这些人一样,都渴望将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现代化国家。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7-亚洲与中东/日本维新史: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by 赫伯特·诺曼.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