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乾陵，他从农民变成了官

直到景龙三年（709）在故乡三原县的别业去世前，他还做着勒石燕然的功名之梦。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中古时代东亚世界的政治中心与军事城池，物质文明闪烁，外来文化交融；自开元年间韦述作《两京新记》始，历代饱学之士热衷于描绘都市繁华，产生了一批介绍长安兴废变迁及人物遗迹的著作

。近年来，随着唐城考古的进展，石刻墓志的刊布，唐人诗文中都市信息的再发现，长安研究迎来了新契机，有“长安学”的诞生

第二个问题我以全书作为回应。先交代我的研究动机。本书最初的创作灵感，来自我作为隋唐史方向研究生时所承担的一项学术工作。2011至2012年，胡戟、荣新江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所收新出墓志进行整理，我的工作是对墓志所涉地名进行通核，纠正误释，其中所涉长安城内坊里，由读书班上另一位同学用以增订西京城坊；因有这样的分工，我处理最多的是作为志主葬地的长安城外两京县及畿县的乡、里、村名；在地图上一一按证这些乡里的分布，对于唐都长安周边的自然地理渐趋熟识。但由于城外地名多作为葬地出现，彼时的我好奇作为死者兆域的静默之外，环长安区是否还有鲜活的日常，这里的居民如何在“京华烟云”之外安顿自己？直到在某次集体会读时遇到这方《辅恒墓志》

，植根于京畿地域的一种别样人生史

方跳脱于我眼前。

志主辅恒（641—709），终官宣德郎（文散，正七品下），宁州（属关内道，上州）录事参军（职事，从七品上），上骑都尉（勋，第六转，比正五品），属终生沉沦下僚之唐基层文官。志文与铭文看似平庸，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志主京畿民的身份。志文述辅氏家族因仕宦移贯雍州三原县，据《长安志》，“三原县（唐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唐武德四年（621），徙治清谷南故汪城，改为池阳县。六年，又析故所，改为华池县，仍分置三原县，隶北泉州。贞观元年（627），废三原县，改华池为三原县，隶雍州”

，属近畿之地。

辅恒的曾祖、祖父曾在隋出仕，为外州之“半刺”“参卿”（甘州司马从六品上，益州都督府参军正八品下）

，皆品秩不高。由志文推测，辅恒生于唐贞观中（贞观十五年/641），则至其父一代，已入唐；志文载“父逊，博综丘坟，养高不仕”，或许祖上在前代的微末官品入唐无存，辅逊并未出仕，无出身可供子孙荫庇，志文记辅恒“躬耕竭力”，证明其在有唐一代的四民分业中，应归于“肆力耕桑”的“农”人身份

。当然，这并不代表辅恒是身亲陇亩的普通农户，他祖上至少两代为官，应积累了一定的田产、奴婢，或者掌握有佃户，父逊能高养不仕，应是以地主的身份在京畿县乡经营产业；志文后来讲到辅恒任官秩满后“归于别业”，即是辅氏产业的明证

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志文集中于渲染其“仁孝”，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母庐墓守丧（志文记其八岁丁父忧，又躬耕竭力，逾廿年，此后遇家慈见背，则丁母忧时年当逾三十），比为汉蔡邕、晋王祥一样的孝子。此后又十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为农，这样的经历平淡到无法作为人生史（Life History）的关注标本。然而，在辅恒43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永淳二年（683）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在此前一年，关辅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改善京畿饥馑的情况，高宗与武后率领群臣赴东都逐粮。到二年底，高宗风眩的旧疾急剧恶化，自知不起，十二月四日，匆忙改元弘道，开示治国精神，并祈求上苍延命得还长安，却于三日后崩于洛阳宫贞观殿；十一日，太子哲继位，军国大事仍由武太后执掌

。由于高宗去世突然，生前并未选定陵址，陈子昂向武太后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

，但太后最终仍遵高宗遗愿，以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在京西北奉天的梁山为其修筑山陵

韦待价等人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乾陵工程，《韦泰真墓志》透露了一些细节，“时方上事起，诏摄将作大匠，并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公昼则临视众作，夜则寝苫悲涕”，工程由将作大匠亲自监督，实际负责施工的，应当是包括工匠、畿内丁防和民众组成的役人群体。《韦泰真墓志》记其营建奉天宫，“又免丁防，令其版筑。公躬自巡抚，悦以使之。于是有不召而义役者千有余人，操畚而云集，百堵之制乃兴焉”

。乾陵的营建情况当与之相似，包括不召而至的义役者，辅恒就是其中的一位，志文载其“永怀报国，移孝为忠。爰去坟所，赴陵义役。号夫捧土，无舍昼夜”。除了连夜赶作，延长工作时间外，辅恒还为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玄宫安置贡献技艺，志文言“思入神奇，勤归体要。人不劳极，功致尤倍。山陵毕事，君有力焉”。《唐会要》载神龙元年（705）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给事中严思善反对开乾陵合葬，上表中曾透露乾陵墓道的特殊封闭方法，“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

，或许就属于志文所谓“思入神奇”。

山陵使而下同心协力按期完成乾陵营建，使武太后大悦，（文明元年）九月下制大赦天下、改元，对山陵使、卤簿使和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员，则另有别敕/制予以褒奖，“其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等，并依别敕处分”。

据《梁师亮墓志》记载，志主起家左春坊别教医生，掌高宗晏驾后园陵修缮，“垂拱二年，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

，因此获得第一任官；而辅恒，或许是同时制/敕得官者：“垂拱二年，制词：‘乾陵义役人雍州三原县孝子辅常有，志行夙闻，忠诚克效。宜加朝命，俾参储列。可将仕郎，直左春坊，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授太子校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释文，加引号至“授太子校书”前，以其前为制词内容，而太子校书殆非同时所得

。制词前半部分所谓“志行”“忠诚”是对授官人褒扬的套语，而其所得官是何种性质，容作具体分析。

将仕郎为文散最后一阶，从九品下。直左春坊，系太子东宫的直官，太子左右春坊分别相当于门下、中书省，左春坊设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各有专职

，局内多有直官，吸收伎术人员，如巢思玄武周时期任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

辅恒垂拱二年由“农”的身份一跃进入流内官的行列，志文称美“非夫淳至动天，孰能与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其职事官太子校书虽只是直官寄禄所用，但作为校书郎行列之一员

，却是时人称美的起家之良选，是由普通文官转入重要文官的捷径，非贡举高第、书判超然或志行清洁，而不轻授

。而校书郎的迁出官，有拾遗、补阙、监察御史、大理评事，还有畿县丞、簿、尉，诸使从事等各种情况，亦多为美官

。《辅恒墓志》载其秩满后得授宁州录事参军。

值得注意的还有辅恒宁州任满后的经历，我们分两段来解析。“秩满，遂归于别业。发挥树蓺，精感幽微。灵菓仙瓜，繁缛林圃”，依文意，应理解为，辅恒宁州任满，并未守选（依唐制，州县官考满再任需守选），而是选择回到别业（由辅恒的籍贯和葬地推测，此别业应位于三原县乡，京畿地区）从事园圃的栽培，重拾旧日农事。

“长安三年，进同心瓜，蒙敕赐物三段。神龙三年，进冬笋，敕赐物五段，仍令选日优与处分。”长安三年（703）是个特殊年份，自永淳元年（682）高宗、武后移驾东都后的二十年间，洛阳经历了李唐—武周嬗代，升格为神都，最高统治者始终不在长安。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则天由神都返回长安，至长安三年冬十月再次摆驾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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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恒抓住女主在长安的有限时间，投其所好，贡献符瑞。同心瓜，为瓜并蒂而结的情况，所谓“连理之木，同心之瓜”

，属常见的植物之瑞。

神龙三年（707）也是个特殊年份。神龙元年初，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辟，十一月，武则天崩，十二月，中宗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回到长安。神龙三年是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

，辅恒即向新主贡献冬笋，据《北户录》引《吴录》：“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笋，其味美于春夏笋也（即鸡胫竹笋）。”

笋是夏季成熟的植物，但南方温暖之地产冬笋，味甘美，常作为土贡奉送至长安

。辅恒精于园艺，在关中栽培出反季蔬菜，作为口味贡博取统治者欢心，除了得到赐物外，还得到所谓“选日优与处分”的优待。实际上，神龙三年时辅恒已经67岁，这份优待已无实际意义；不过他虽年事已高，还精习战术，欲献奇策、建边功，直到景龙三年（709）在故乡三原县的别业去世前，他还做着勒石燕然的功名之梦。

我从这方墓志读到了唐前期一位京畿民的人生史，纵观他由“农”而“宦”，由“宦”而“隐”的一生，表象之外，还有一些经历应当放入这个小人物生活的历史情境中，再进一步玩味与深究。至少有三个疑问。第一，唐人有门荫、流外入流、贡举、军功、荐举、辟署等多种入仕渠道

；辅恒祖仕隋，父无官，无门资可依凭，毕生都在寻求社会地位的晋升，却并未通过习学文武而应举入仕，也未从事兵役等冒险事业，而频繁诉诸义役及向统治者贡献符瑞、土贡等非常渠道；曾因赴乾陵义役而由“农”的身份被授予品官，正如辛文房慨叹郑良士所谓“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以及如何在唐人选官史中定位辅恒入仕的特例？

第二，既然辅恒一生以功名为尚，晚年仍梦想建功边塞，他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转任上州录事参军后，即使遵循常规迁转途径，中层官位亦或可期，为何选择在秩满后归隐别业？有唐州县官秩满后皆需守选，一般在三年或以上，辅恒是否因守选而不得不归隐？恐怕不是。他垂拱二年（686）得职事官太子校书，按四考满任算，当在689年（永昌/载初元年）转宁州录事参军

，而长寿元年（692）任满归家，至神龙三年（707）进冬笋时仍未得官，时隔十五年之久，并且前官还是地位不低的上州僚佐，这种情况在唐前期殊为罕见。辅氏的归隐，恐怕另有隐情。

第三，辅恒归隐后，生活在民间，尽管具有前资官的身份，但毕竟与朝廷悬隔，他是通过何种途径频繁向最高统治者贡献，并得到敕赐物的厚待？

要解答上述三点疑问，除考虑李唐—武周易代的特殊政治形势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辅恒进身之路的展开地域——京畿，将其人生选择放入唐前期的京畿这一特定时空。与白居易笔下“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的外州县村民不同

，生活在长安内、外的民众，时刻处于变动的社会急流中，有更多的机会实现地位的晋升。

常选之外，统治者始终希望通过多渠道拔擢下僚，最极端的是“直达最高统治者”型选人法，如制科、献书献著、自举等。这种“非常”选人法，需跨越帝国官僚行政层级，以寻求出仕者与皇帝的直接对话为前提条件。参加制举者按规定时间到京集中，常由皇帝亲临殿试；自高祖即鼓励民有艺能者自举，垂拱二年，武后曾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而自举的渠道，有官职人可直接上奏，无官人除“诣阙”外，还可上表投匦

；献著述的案例，也多由贡献人赴行在，如天宝十载（751）玄宗朝献太清宫，享太庙，有事于南郊，屡举进士不第、家在城南的杜甫抓住机会，“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我们知道，京畿近帝王所居，辖域内有皇帝行宫，国家礼仪、郊庙建筑，本朝及先代帝王陵墓，唐帝因执行相关事务需踏足畿内，而普通民众亦有较多机会入长安，接近统治高层。辅恒的人生史即以京畿为舞台。他的家乡三原虽在长安之外，但由于背依渭北台塬，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长安相望的天然地理造设，成为唐代帝王及高官权贵陵墓的密集分布地；县西北有景皇帝永康陵，北周以来于氏家族也世葬于此；县东有高祖献陵。三原的邻县高陵、富平、云阳、奉先、醴泉等皆处北山，辖境内也帝陵密布

。山陵的营建，由长安至诸县送葬的仪式，山陵事毕后的管理与宿卫，除朝廷派出要员专知其事外，皆需要有当地农人、兵丁的协助。李唐皇室特别重视山陵之事，而每在帝王山陵修筑与相关礼仪完毕之后，发布大赦、德音，优劳参与其中的山陵诸使以及判官、军使、官健、押当宿卫所由、斋郎挽郎、巧儿工匠、应役人夫等，包括授官、赐爵、赐出身、赐物、加阶等非常赏赐

。辅恒对于这些由丧仪带动的特殊机遇并不陌生，或许他身边不少邻里居民即因此踏入仕途。弘道元年他决定赴乾陵义役（当属于自举的一种方式），或许是酝酿已久的一次行动，也达到了一举得官的良好效果。

明了了辅恒入仕的背景，第二、第三个问题也可顺次得到解答。辅恒担任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之官，依直官的常规迁转，应长期在太子东宫任职，至少为京官，但任满后，却出为外州官；虽然宁州为近辅州，远好于偏远州郡，作为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准”长安人，却因外任不得不离开政治中心。连雍州百姓在明知地狭役重的情况下尚不愿外徙

，依据上文推测，辅氏在三原有田产置业，或许于辅恒而言，与其在外州为“风尘吏”，还不如回到近帝王居的京畿故园，经营产业；也就是说，“归于别业”“发挥树蓺”或许不是守选，而是辅恒为今后发展计的理性选择，从其归隐后的表现可见一斑。

辅恒虽然竭力于园艺农事，但仍密切注视着长安政治风云，见上文对献同心瓜、献冬笋时机的分析。武则天一生与祥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祥瑞在革唐为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导致在西京、东都生活的许多投机之士、普通民众争献符瑞，辅恒也是其中的一位。一般的进献途径是京官表上，外官、民众由所在州县表上

。辅恒的进献，也有可能不是通过所在京兆府三原县常规上奏，他曾经在太子东宫充直，当熟悉宫中事，保留一些人脉关系，不排除由其僚旧代献，或直接从三原至长安诣阙贡献；总之渠道畅通，得到了唐帝的直接反馈——“敕赐物”。

唐人由布衣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是科举，然而唐前期，科举录取人数有限。据吴宗国先生研究，自武德至显庆40年间，进士及第者不足300人，其中贞观时期年均9人，永徽、显庆间年均14人；明经稍多，但不过进士三四倍。考试录取名额有限

，导致缺乏政治与文化基础的普通地主视此途为黄粱梦

。辅恒不由科举而青云直上的事例，更像是唐人的一个人生“奇迹”，这个奇迹的实现，正以京畿为背景。

我对这块地域的好奇心越来越浓烈，不再满足于读懂这位京畿民的一生，而更想透过小人物的人生史，去思考其所依托的京畿地域，具有怎样的社会特质，在唐帝国的运转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种“特质”“角色”，怎样影响了生长于斯的人群，乃至改变着除帝国精英外，在县、乡、里散居的普通民众的生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样描述18世纪末革命前夜的首都巴黎，“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阿瑟·扬在每座城市询问居民打算做什么时，其回答都如出一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做的。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时人关注巴黎，并非从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其外观

，而以市民及其舆论传布，为首都社会跳动的脉搏。同理，对7—10世纪的长安而言，只有把握其人群流动与社会结构，才足以把握帝都特性，乃至把握唐帝国内核构造与运作机理。而社会史正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最有力手段。

带着对京畿区域的所知和更多未知，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馆藏于 中国史/历朝史/唐/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