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专机上的小本子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
1946年6月的南京,出了一件可能改写结局的意外:周恩来乘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飞回,途中睡着,把记着熊向晖南京住址的小本子颠落在机舱里。马歇尔的副官很快用火漆把本子密封送还,但照过相是必然的——这个名字一旦落到蒋介石手里,十二年的潜伏就此终结,人也可能没了。本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37年冬,19岁的清华学生怎样在胡宗南的点名册上挣到四个圈,又怎样从董必武口中领到“闲棋冷子”的任务;二是梅园新村那间会客室里,周恩来如何为一个普通党员的安全,把最坏的可能一路推演到底。中间八年(含1943年挫败闪击延安)未摘录。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是熊向晖(1919—2005)晚年回忆文章的结集,199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结集出版,2019年中信出版集团再版,女儿熊蕾作序。全书两部分:前十二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生涯,后是他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熊向晖不是职业间谍出身,他是清华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被周恩来挑中去当一枚闲棋冷子。这本书的分量在于它出自当事人亲笔,写于史料可查、当事人尚在的年代,是中共隐蔽战线极少数可以公开的个人回忆。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这批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
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我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我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蒋南翔不在,董必武
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我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董老向我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最后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1年夏,王石坚
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此前,陈忠经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要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童小鹏
接我去梅园新村
6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我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他让我戴草帽,我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可以。他要我好像逛街似的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我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荫下停住。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我,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5点以后到上午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高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要我下车后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四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他说,胡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我上车按童小鹏交代的做。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
。
周恩来对“事故”的坦诚态度和周密处理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
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问:你在南京有没有非常可靠的熟人,和你家有来往,也能和王石坚通信?我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具备这些条件。周恩来问:她和谌小岑
是不是一家?我说:同姓不同宗。我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周恩来说:好,你找了个好伴侣。
周恩来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我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恩来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他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周恩来让我将上述情况告诉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筱华注意我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我,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做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筱华去。周恩来要我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过了半个月,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
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做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恩来说,保险系数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我说,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
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再留一个钟头,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同周恩来、董必武共进“工作午餐”
餐桌上摆了一个冷盘,四菜一汤,一小杯葡萄酒。董老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喝一杯酒,慰劳慰劳你,也慰劳慰劳恩来。周恩来为我夹菜,最好吃的是“狮子头”。
周恩来问我:胡宗南要进攻陕北,为什么蒋介石要他暂缓?
我说:胡宗南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介石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
周恩来又问: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
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复员整军”只是汰弱留强、汰疏留亲,“战区”将改成“绥靖公署”,就是适应全面内战的体制,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已判明苏联不会干预,他已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
周恩来说,他从其他方面也获得蒋介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消息,听到我的介绍,更加清楚。他说,我党同蒋介石斗争了许多年,经验很丰富,蒋介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毛主席本来不想去,蒋介石再三邀请,考虑到国内国际的情况,毛主席接受邀请,目的是揭穿蒋介石的和谈骗局。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很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以为马歇尔来调处,当初态度还算公正。当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美国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主要问题谈完。我说,遵照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我先去上海躲半个月。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只会使别人感到奇怪,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
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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