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挡住了日军，也隔断了十万远征军的归途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抢修滇缅公路。为了让桥与赶修中的滇缅路配套，又将惠通桥改建成10级荷载公路桥，由国民政府交通总段管理处工程师徐以枋设计，段长陈德培和工程师郭增旺组织实施，1939年2月通车。惠通桥成为滇缅路上的咽喉桥梁。

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路运输，曾先后出动飞机16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6次空袭，投弹400余枚，每次轰炸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虽迭经修复，负载力仍下降，最终只能每次通行7.5吨汽车1辆。虽然如此，1942年春，惠通桥仍承载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及辎重渡过怒江开赴缅甸。

孰料，缅甸战局急转直下。1942年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由棠吉攻占腊戍，击溃远征军阻击部队。5月3日窜入我国门畹町，4日进占龙陵，5日上午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架设火炮向东岸公路上我军车辆轰击。千钧一发之际，我独立工兵第24营奉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命令将惠通桥炸断。日军146联队在工兵配合下，乘舟艇从上游渡过数百人发起攻击。

日军实施渡河攻击后，在惠通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仅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安第6旅（代号“息烽”）的一个连、十余名宪兵、工兵24营及驻大山头的一个高炮连，都是不堪阵仗之旅。所幸，此前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该部正从西昌向云南开进，其前锋第71军第36师已率先抵达祥云。5月4日深夜，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希濂，告之：据陈纳德“飞虎队”的侦察报告，“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完全不能抵抗日军前进。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的前进速度计算，大约10天即到昆明”。据此，命令宋希濂星夜征调车辆，将第36师及后续部队运抵怒江东岸阻敌。放下电话，宋希濂即亲至昆明郊外黑林铺滇缅公路运输总局洽商，该部允诺5至7日3天内提供货车550辆用于运兵。

5日零时，率先登车的第36师先头部队第106团抵达惠通桥东约10公里的加油站附近。天色刚明，团长熊正诗即率各营营长赴大山头前方侦察地形，命主力向大坪子、孩婆山前进，以一连到惠通桥附近警戒。9时许，日军炮击东岸后，第106团迅即在大山头、乌木郎之线占领阵地。

惠通桥断毁后，日军经侦察地形，将主力渡河攻击地点选择在上游约3公里、江面较窄的金塘子老渡口。

“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开始用橡皮舟强行渡江。这时，我阻击部队已布防于对岸半山公路上，当发现日军渡江后，迅速用机枪对准渡口进行严密封锁，并利用有利地形和已过江的日军激战。日军冲上去，就被我军打下来，又冲上去，再被打回来，反复多次，直到天黑，枪声仍然不断。”当时在保山读书的中学生陈济泽回忆说。

5月7日，陈纳德“飞虎队”派出8架P-40飞临惠通桥空域，以重磅炸弹和汽油弹对猬集在江边及西岸公路上的日军车队猛烈轰炸，予敌以沉重打击。

接下来的三天里，陈纳德派队员飞去察看，越过怒江和公路，直到芒市，看到敌人就打。在一个星期中，日军没有一个营的兵力能在怒江峡谷100英里的范围内立足，蛇一般蜿蜒流淌的怒江看上去是敌人车辆和装备的坟场。日军再也没有试图越过怒江。

怒江阻敌成功后，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滇西日军敌情做了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两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因此，蒋介石于 5月13日下令第11集团军反攻腾冲、龙陵，想把滇西失地夺回来。

第11集团军主力于22日渡江后打了5天，遭到日军猛烈反击，进展甚微。特别的战果是，24日第36师107团在松山西北端的公路转弯处击毙日军首任拉孟守备队长、野战重炮联队长田村中佐。27日，该团又在松山5200高地击毙日军官一名，从其图囊中缴获日军第56师团作战计划及地图一张，这才知道第56师团全部进入滇西，分设腾北、腾冲、龙陵、腊勐（松山）、芒市、新浓6个守备区，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芒市，判断兵力为1.5万至2万人。文件迅速上报，蒋介石遂于31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东岸，留少量兵力在西岸打游击。这样，在滇缅路上的战争，演变为隔怒江对峙的局面。

最初蒋介石对在怒江一线堵截日军并无信心，而倾向于后退至澜沧江设防，并打算迁都至西昌。是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极力主张在怒江御敌，并取得林蔚（远征军参谋团长）、宋希濂等了解现地情况的军事将领的支持，最终被蒋介石采纳。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1期，文：余戈）

说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败退野人山，最后经过千难万苦到达印度雷多的杜聿明部；也会提到为了部下的生命安全而抗命，从英帕尔捷径进入印度的孙立人将军的38师；还会提到途中受伤最后从云南片马进入中国的戴安澜的200师等，却很少提到第五军的96师的撤退路线。

实际上96师在撤退时，走的是一条最不为人所知，也最有争议的路线。他们最后从缅甸北端的葡萄进入云南福贡回国。

几乎所有的中方资料都是这样记载的，96师在队伍的最前面开路，那时部队准备从密支那回国。在得知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后，他们到孟拱布防，然后在这里掩护大部队撤退。这样，96师从先锋改成了断后。最后和军部以及22师分道扬镳去了缅甸最北部的葡萄，然后向东过怒江回国。

但是，我从美国的资料中有了新的发现：96师和军部一同到达了缅甸西北的大洛，然后，军部和第22师从这里经过新平洋取道进入印度到达雷多，而96师却在大洛到新平洋的途中，向东转向去了葡萄回国。

这样，美国的资料和中国传统资料的96师回国路线有了矛盾。

中国的资料说96师是从孟拱—孟关—葡萄回国。

美军的资料说96师是从孟拱—大洛—新平洋—葡萄—回国。

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在和我讨论撤退路线时，对96师颇有微词，他说本来在传统的缅北通向印度的道路上有3万多印度、缅甸难民在逃亡，对道路和沿途的食物供应压力很大。第五军撤退很快就赶上了难民的队伍，这样道路和食物的情况就更加恶化。沿途发生了96师士兵抢劫食物、打死难民和缅北克钦村民的情况，这和纪律严明的新38师进入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来我才发现，96师部分散兵游勇迷路而发生违纪现象也在所难免，但是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杜聿明一怒之下命令距印度近在咫尺的这个部队，“找你们的师长去！”

美军资料说：“然后从那里再穿越巨大的不知名的缅北山地回中国。这样，96师的耐久力显示出了中国军队最好的品质，如同早期显示出了他们最坏的一面（抢劫和打死人）一样。”这支部队用了35天，跨越了整个缅北野人山，多走了300多公里，副师长胡义宾途中遇敌埋伏阵亡，3000多人损失大半才在葡萄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摘自2011年2月21日《时代周报》，文：戈叔亚）

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开始后撤，曼西成为中转站，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意图从这里往北经莫的村，然后翻越野人山回国。

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1942年5月)14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军司令部与第65团主力到达莫的村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患1500余人进驻莫的村东南边的村子里。”有伤兵死去，但有更多的伤兵却在同一天凌晨“引火自焚”。这段历史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官方的记载中均未出现。

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

在许多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曼西。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孙立人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根据邱中岳记载，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于一周后的 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五军已深陷茫茫林海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

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宁为烈士死，不作降虏生的决心，于5月21日凌晨1时引火自焚。

邱中岳称，傍晚，杜军长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踉跄步出帐外，面对西南莫的村方向，俯首肃立、默哀致敬，而后仰视苍穹，朗朗而誓：“‘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伤兵讲，留一点汽油给我们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名伤病员自焚一事。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的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

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已故的第96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现场还留下很多痕迹，能看出来，伤病员不是集中到一个地方烧死的，而是被分为好几块，在烧毁的汽车上也有遗骨，“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油将其焚烧。”

是“自焚”，还是“被自焚”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邱中岳后来在台湾还参加了“国防部”《滇印缅战史》的编撰工作，而且他个人的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又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非常权威，所以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基本可以确定。

“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

“如果是‘被自焚’，肯定是需要上级军官下令的，那又是谁的命令？邱中岳写的文章里，提到杜聿明‘警闻此讯，不禁恻怆动怀难以自已’，显示出他是事后才知道此事的，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有人故意为他开脱？”戈叔亚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杜聿明曾写过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仅一句话提到部队途经曼西，对烧毁汽车和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只字未提。有关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留下的文字记载，也仅在邱中岳个人著作中有百余字的描述。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6期，文：孙春龙、戈叔亚）

馆藏于 党与国/建国前传/战史/抗日战争的新发现 (邓野、尹峰等).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