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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一 书 · 第 026 期

美军的反叛乱手册,为什么读起来像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镇压革命: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 [美]伯纳德·E.哈考特 著
既然现代战争宣称其存在于全体民众之中,我们就不得不无所不知。
今日导读

1961年,一名在印度支那打过游击、也在阿尔及尔审过囚房的法国上校写出《现代战争》;四十五年后,这本书成了美国陆军驻伊拉克部队的必读书。这不是修辞,而是一条可以逐环验证的思想传播链:年轻的军事史博士生彼得·帕雷特在法国发现“革命战争”这个词,顺藤摸瓜追到1928年毛泽东为红军定下的“八项注意”;两名法国指挥官特兰基耶与加吕拉把“赢得民众”改写成一套可操作的反革命规程;1964年,加吕拉的书传到美国;2006年,彼得雷乌斯将军把它写进《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地手册3-24》。于是出现了最刺眼的一幕:一部美军战地手册,用两页半篇幅剖析“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引用他1945年离开延安前的讲话,读起来“有时听上去就像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为什么是这本书

《镇压革命: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与政治科学教授伯纳德·E.哈考特的作品,202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引进,李思达译。它回答一个反常识的问题:美国政府用来对付本国公民的那套监视、甄别、隔离手法从何而来?答案是反叛乱战争——一门诞生于殖民地、成熟于阿尔及尔、在“9·11”之后回灌美国本土的统治技术。作者是法学教授而非战史作家,关心的不是某场战役的胜负,而是一套军事学说如何悄悄变成治理逻辑。读它最有用的地方,是把“赢得民心”这句话的来龙去脉摊开,让你看清一句好听的话背后那套冷冰冰的技术。


反叛乱战争模式可以上溯到几种不同的谱系。其中一种可以追溯到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从彼处的叛乱到最终英国在北爱尔兰将反叛乱理论重新部署和现代化,并在爱尔兰共和军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达到巅峰。第一种谱系大量汲取了英国反叛乱理论专家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爵士的著作内容——他是1948年到1959年的马来亚反游击战的战略总设计师。其余的则可以追溯到始于20世纪初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经验。另一种谱系则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托洛茨基和列宁、阿拉伯大起义中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甚或上溯到西班牙的反拿破仑起义

——所有这些都在彼得雷乌斯将军的反叛乱战地手册中被提到,至少是简要地提到了。其他谱系则上溯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理论,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波里比阿(Polybius)、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塔西佗(Tacitus)

的著作。

不过,在“9·11”事件后被美国接受的反叛乱战争的最直接先驱,还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法国对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战争的军事回应。在这种谱系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历史学家彼得·帕雷特及法国指挥官大卫·加吕拉(David Galula)和罗歇·特兰基耶——并且,通过他们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毛泽东关于反叛乱政治本质的理念,以后将会在美国证明自己的影响力。毛泽东使战争政治化,这种做法让今天的我们还为之深感困扰。反叛乱与法国人的这层联系也播撒了残酷性与合法性之间紧张关系的种子,直到今天还折磨着反叛乱实践——至少,在美国发现或重新发现一种通过让暴行合法来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方法之前都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晚期,彼得·帕雷特,当时他还是伦敦大学的年轻博士生,正在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英国最杰出的战史学者之一)爵士指导下攻读军事史,对当时正在发展和部署中的、应对后来被称为“革命战争”(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的法国新军事战术产生了兴趣。帕雷特最终成了以研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而闻名的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学院的教授,他是《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的现代战略制定者》(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第二版的编辑,因而在军事战略圈中声名倍增,而此书也一直是军事战略史的经典教科书之一。不过,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帕雷特是美国最早发现、翻译和普及法国反叛乱战争学说的人之一。

革命起义的一个基础原则——帕雷特将其称为毛泽东所教导的“主要的一课”——就是“一支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能够拖垮并战胜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只要他们成功地赢得,至少是在双方角逐的地区赢得民众不言而喻的支持”。

核心理念就在于,和军事战斗比起来,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忠诚和拥护的政治斗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人民而战。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军队不能离开群众而存在。”

作为这种军民相互依赖的结果,起义者不得不妥善处理和大众的关系,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为全军上下明确规定了“八项注意”:

(一)说话要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害庄稼;

(七)不调戏女人;

(八)不虐待俘虏。

在毛泽东的革命学说中,有两条核心的原则。首先,建立一个让军政力量得以统一的架构,以此让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量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其次,心理战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按帕雷特的解释是:“适当的心理措施,能创建并维持战士和他们的平民支持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

在帕雷特看来,革命战争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等式:

游击战争+心理战=革命战争

。

军民关系如同鱼水,这个来自毛泽东的提法成了法国理论家们最爱引用的句子。或者更准确点,“红军……没有人民的支持,游击队就变成了单兵作战的战士。”赢得——获得同谋——至少是部分民众的同谋,因而被视为一场起义战争必不可少的幕后推手。

但为了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战争”,最合适并且适时的研究对象,还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基于革命战争独有的概念基础上,帕雷特建立了一个反革命战争的模式。他主要借鉴法国军事专业人员和理论家的工作,勾勒出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聚焦于一个情报搜集、对大众和颠覆分子同时展开的心理战,以及对叛乱严厉处置的混合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游击战》(

Guerrillas in the 1960’s

)中,帕雷特就将“反击游击战行动”(counterguerrilla action)的任务简化为如下几项:

1.军事上击败游击武装力量;

2.将游击队和大众分开;

3.重建政府权威并发展可维持的社会秩序。

帕雷特再次基于毛泽东的理念加以强调,军事上的胜利是不够的。“除非民众已经脱离游击队及其事业,除非改革和再教育能攻破游击队行动的心理根基,除非支持其政治网络被摧毁,”他写道,“否则军事上的胜利不过是暂时性的,而战斗很容易死灰复燃。”在再次审视了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以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教训后,帕雷特强调说:“反击游击战任务的政治性同军事性一样重要——甚至还更多;两者不停地相互作用。”

因此,按帕雷特的看法,中心任务就是对反叛者的民众支持发动攻击,以使反叛者“失去对人民的控制,并且从其中孤立出来”。有许多不同方法可以达成此目的,诸如从广泛宣传军事胜利及老练的心理战,到对民众进行重新安置——以及除此之外其他的高压措施。不过,在其中有一个是帕雷特最认同的:鼓励人们组成亲政府的民兵来同游击队作战。这个方法最具潜力,帕雷特观察发现:“一旦群体中相当数量的成员承担了政府行为中的暴力部分,他们就会走得足够远,最终永久地破坏群体和游击队之间的关联。”

总之在帕雷特看来,法国模式的反革命战争,不得不被理解为革命战争的反面。

帕雷特理论的主要来源是法国那些一线指挥官的著作和实践,特别是来自罗歇·特兰基耶和大卫·加吕拉,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人。

基于自己的第一手经验,特兰基耶成为第一批将现代战争加以理论化的法国指挥官之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军事生涯。在二战中,他在印度支那为维希政府效力,这导致他在战后同戴高乐以及其他出仕于自由法国的官员关系紧张。不过,凭借自己的反游击战经验,他获得了留用并赢得了尊重。特兰基耶因他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

游击战式

(guerrilla-style)反游击战战术而名声大噪。他带领反共游击小队深入敌后地区,并最终在1951年获得了所有后方行动的指挥权。按战地记者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ll)的说法,他是一个出色的“百夫长”:他“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得以幸存,在毛泽东那里吃一堑长一智,然后尝试着将这些教训用到阿尔及利亚,甚至法国本土之上”。

在1961年于法国出版,1964年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现代战争:法国视角下的反叛乱》(

Modern Warfare:A French View of Counterinsurgency

)中,特兰基耶宣告了新战争范式的出现,同时敲响了警钟。“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已然诞生,”特兰基耶写道,“有时它被称为

颠覆战争

或

革命战争

,它和过去的战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为不能指望会有两支军队在战斗场地上相互厮杀以获得胜利。”特兰基耶警告,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点,就只能导致失败。“我们的军事机器,”他提醒说,“就像一台想去碾碎苍蝇的打桩机,孜孜不倦地保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特兰基耶主张,这种现代战争的新模式,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心理、军事的紧密协同的行动系统”,并且依托于“全国范围内的情报”。正如特兰基耶强调的:“既然

现代战争

宣称其存在于全体民众之中,我们就不得不

无所不知

。”知情,是为了了解和针对民众,并消灭叛乱分子。

另一位重要的反叛乱理论家,并在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入一手经验的大卫·加吕拉同样懂得获得全面信息和赢得普通民众民心的重要性。

他是如此认真学习毛泽东——包括那个有关苍蝇的比喻,也就是他在出版于1964年的著作《反叛乱战争:理论和实践》(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Theory and Practice

,后简称《反叛乱战争》)的简介中所引用的那个:“在苍蝇和狮子的战斗中,苍蝇无法给予致命一击,而狮子则不会飞。”20世纪40年代晚期,加吕拉通过《海军陆战队报》(

Marine Corps Gazette

)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根据他身边的人的说法,他“‘时刻’都把毛泽东和内战挂在嘴边”。

从毛泽东那里,加吕拉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而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孤立和根除活跃的少数群体,以赢得大众的支持。加吕拉在《反叛乱战争》一书中强调,反叛乱理论的中心策略“简单地表达了行使政治权力的基本宗旨”: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什么事业,总会有主动支持该事业的少数、中立的多数,以及主动反对该事业的少数。

权力的技巧就在于依靠支持的少数,以便拉拢中立的多数,并迫使敌对的少数中立或消除之。

美国的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正是接过了大卫·加吕拉和彼得·帕雷特的论调。被广泛认定为美国反叛乱理论的领军思想家和专业人士——最终还负责所有在伊拉克的联军,并且是2007年部队增援的设计者——彼得雷乌斯将加吕拉的核心教训提炼成了一个简练的段落,放在自己编辑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地手册3-24》开头章节,该手册在2006年出版并广泛传播。在“反叛乱战争方面”这个标题下,彼得雷乌斯的战地手册写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叛乱者面对的平民中都会包括一个主动支持政府的少数群体,以及一个同样少的激进政府反对派。取得成功需要让政府被大多数无所归属的中立者接受为合法政权,而这些中立者中也包括了双方的被动的支持者。(参见图1)

在这个政治性的基础上,彼得雷乌斯的手册建立了三根关键核心支柱,也可以称其为反叛乱的三个精髓原则。

第一个原则,最重要的斗争就是争取民众。彼得雷乌斯在他的战地手册附属的一些简短指导方针中强调:“决定性的领域是人的领域。以人为本。”大卫·加吕拉也说过同样的话。“目标是民众”,他写道,“民众同时也是战争的真正领域。”

因此,主要的战斗就是争夺平民百姓。

第二个原则就是,获得大众的拥护只可能是在将革命的少数从被动的多数中分离出来,并且将活跃的少数派孤立、控制直至最终消灭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在附属的指导方针中,彼得雷乌斯将军强调:“找出并消灭那些威胁民众的人。不要让他们恐吓无辜者。目标对准整个集群,而不仅仅针对个人。”

第三个原则精髓在于,成功取决于能否获得民众中每一个人的信息。全面的信息对准确区分朋友和敌人然后挖出革命的少数来说不可或缺。正是情报——全面的信息感知——使反叛乱变得可能。这正是产生区别的所在之处,用彼得雷乌斯将军战地手册的话形容就是,“盲目的拳手对看不见的对手乱挥一气,浪费自己的体力,还可能导致误伤”,另一方面则是,“外科医生在切除癌变组织的同时,还让重要器官完好无损”。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加吕拉的影响——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汲取了英国反叛乱理论家罗伯特·汤普森的思想——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战地手册读起来就像早期法国反叛乱理论的颂歌。

“反叛乱不能仅仅考虑人的战争——它是一种战争的升级版。”这句格言出自彼得雷乌斯将军手册的第一章开头。对彼得雷乌斯来说,所谓升级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反叛乱战略以最具理论意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基于他自己大量的一手经验,彼得雷乌斯将军被这些早期的著作吸引,并且强调战争的政治属性。

手册的第一章摘录了一些加吕拉著作中的内容,事实上只是将法国指挥官的言论换了个说法,强调了反叛乱之中政治因素的首要地位。“中共中央委员张廷桢说过,革命战争80%是政治,只有20%是军事。”手册中如是写道。接下来它又警告说:“在反叛乱行动的起始,当安全力量主导行动以保护平民并杀死或捕获叛乱分子时,军事行动可能会显得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如何,

政治目标必须主导军事手段

。”

就连彼得雷乌斯将军本人在晚些时候也将加吕拉描述成“反叛乱战争方面的克劳塞维茨”,并将他的《反叛乱战争》捧为“关于非常规战争问题现有的最伟大著作”。隔着大西洋,位于彼岸的彼得雷乌斯将加吕拉封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战略家”。

正是通过加吕拉,毛泽东的影响力隐约出现在彼得雷乌斯的手册中。

毛泽东的核心洞见——关注反叛乱的政治本质——处于最突出的位置。手册仔细剖析了毛泽东的战略及其在中国内战、越南战争以及其他地方的应用——“毛主义者、切·格瓦拉式的游击队员,以及其他城镇叛乱的方法”。在回顾了不同类型的叛乱方式后,手册用一个长长的注释阐述了“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

”

,描述了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战争的三阶段战略(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手册用两页半篇幅详细论述了毛主义的不同战略阶段。然后,它详尽说明北越人的斗争(

dau tranh

)战术“提供了运用毛泽东战略的另一个样本”。手册第五章含有蒋介石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击败的历史,强调了蒋介石错误的、只防守沿海金融和工业地区的战略。最后一章则全面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后勤理论,以确定反叛乱战争中灵活后勤业务的重要性。“毛泽东相信敌人的后方就是游击队的前线;游击队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没有可供识别的后勤后方。”

结果,这使得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战地手册及其中的建议,有时听上去就像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人们能听到毛泽东在1945年离开延安前,去和蒋介石谈判前夕的讲话:“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又或是他在1947年所讲:“我们必须坚决、坚持不懈地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给群众一些好处,让他们归顺我们,让他们在我们身边。只有做到了这些……胜利才会属于我们。”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时常出现在彼得雷乌斯的战地手册中。

戴维·彼得雷乌斯学习,但更重要的是普及了毛泽东的核心理念:

反叛乱战争是政治性的

。它是有关赢得人民的战略。它是有关统治的战略。而且很有说服力的是,一部如此受惠于毛泽东和20世纪中叶的法国殖民问题思想家的著作,在“9·11”事件后变得富有影响力。彼得雷乌斯的手册中包含了一个新统治范式的路线图。当“9·11”事件的迷雾散去,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今天的我们统治自我和他人的方式产生了怎样的持久影响。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2-战争史/镇压革命: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甲骨文系列)[美]伯纳德·E.哈考特(Bernard E. Harcourt).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