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住了武将，放过了土地：赵匡胤与宋朝的三百年病根

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兵和民便会截然分离，则在遭逢凶年饥岁之时，纵或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又只会有「叛兵」而人民不会相从以「叛」。

赵匡胤于959年六月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其后不多天周世

宗病死，他的年方七岁的儿子继承了帝位。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引起了

赵匡胤夺取政权的野心,他便极力对后周政府中某些职位较高的军政人员

进行笼络。到960年正月初，在赵匡胤“自编自导”之下，演出了一幕富有

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终于把后周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

从此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我说从960年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这意思是说，北宋

从后周政权所承袭下来的地盘,只是黄河中下游以南以北以及淮河流域各

地,而在黄河流域的河东（今山西省）尚有一个北汉小王国，河北北部从易

州、幽州向东向北则早被石敬塘出卖给契丹国（辽国）。此外，从长江上游

到长江下游,在成都，在常德,在江陵，在杭州，在金陵，都有一个独立小王

国。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州和泉州，也各有一个割据势力存在着。

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也因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

病症，那就是:从第八世纪晚年以来，唐政府明令改变了税收制度，放弃了

租庸调法而改用两税法,不再依照纳税户的丁 口而只依照其地产多少而抽

取国税。尽管两税法并没有施行得很久，其定章即为唐政府自身所破坏，

然而从此以后，即从晚唐以至五代十国，各朝代的政府对于农田的分配问

题却全都不再过问，对于农业劳动人手的移徙流亡也都不再关心了。再加

之以从第九世纪后期以来的长时期的战乱频仍，特别是在遭受战祸最久最

惨的中原和华北地区，生产事业不能正常进行，大量人口不断地从土地上

被排挤出来，社会上的病象自然也要益发复杂化和严重化了。

基于上述种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是属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具体内容是：（1）农村中破产失

业人口之日益加多; （2）- 方面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人民，而诸路州县却

又都有大量荒地不得开发；（3）豪强人家之肆行侵夺兼并，以及包庇大量的

附庸户；（4）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日益加剧，还正在替土地

兼并开辟道路。

第二,是如何使赵姓政权能够巩固，使它能够益寿延年，而不再成为五

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的问题。

第三，是如何把已经继续了六七十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如果从唐代中

叶以后即已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算起,便应当说已经继续了近二百年了）

加以结束的问题。

第四，是如何把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以便能够凭借长城作为国防线

的问题。

我在上面所举述的，是说，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上

和军政局势方面的一些客观情况和现实问题,都要求着新掌权的北宋最高

统治集团予以适当的解决。在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的主

观认识上，对上述诸问题的缓急轻重的判断，和我在上面所安排的层次和

地位却还是有着区别的。

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

短命，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在太原的李克

用、李存勖父子）所推翻、后晋是被契丹入侵者所颠覆的以外，其余各朝则

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因此,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

手之后，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因此，赵匡胤和

他的亲信辅佐人物如赵普和赵光义等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驾驭那些

操持军事实权的人物，如何削弱州郡长吏的事权和实力，以及诸如此类的

一些纯属于政治权术和浮现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的种种问题上去。

为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为不使他们再有篡夺政权

的可能，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的第二年，即把禁军（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军

队）中资历最高的几个首领，例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们都是赵匡胤在

一年前图谋夺取后周政权期内所结拜的“义社十兄弟”之一。在赵匡胤夺

取政权的活动当中，他们都曾出过力，都应算是开国元勋，所以在北宋政权

建立之初，他们便都“偃蹇骄纵”，多不奉法）的兵权先后解除掉，提拔了一

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此以后，即对禁军中的

统兵将领时常加以更调，要使其“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以防范部队与将领

之间发生深厚的感情和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彼此移易，名义上是

要藉此使士兵们“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却是要藉此防范任何部队与任

何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从唐代晚期以来,封疆大吏和州郡长官都因辖区太广，事权太高，并拥

有大量军队,而致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小王国。其完全脱离了中央政府

的，中央政府对之固莫可奈何;其在表面上尚与中央政府维持着某些关系

的,也常常使最高统治者感受到彼将“取而代之”的威胁。在事实上，朱温

就是以一个藩镇而夺取了唐的政权的。赵匡胤和赵普等人,为求这一弊端

不再继续发生,在政权建立之后，便从种种方面着手一些防范措施:缩小州

郡的辖区,收夺地方政府的财权，削弱地方政府的军事实力，把地方长官一

律改由文臣担任，且于长官之外添置通判,使其互相牵制，使地方长官处理

政务时不能独断独行。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对于其所管辖下的任何州郡都

可以操纵如意，地方上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更不会再有“称兵犯阙”

的事情发生了。

总括来说，赵匡胤为使其政权不至很快地再转移到别姓手中，在开国

之初，对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各种机构的设置和各种官员的安排，是在

充分利用互相牵制的作用,几乎完全是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的。在这

样原则之下的一些措施，到后来虽也生岀了种种重大的流弊，但赵姓的统

治却确实因此得以持续下去，北宋没有再蹈五代之覆辙而成为第六个短命

的朝代。

从907年至959年这五十三年之内,共总更换了五个朝代，更换了八姓

十三君。就这八姓十三君当中的任何一姓一人的主观意图来说，他们必然

都在企图使其统治权能长时期不至失坠。然竟无一人能够遂其意愿。赵

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却独能通过上述种种政策的运用和种种具体的措施

而把北宋朝代的年寿延长下去了,单从这一效果上着眼，也足可看出，赵匡

胤是自有他的高明之所在的。

朝代像拉洋片般地快速更替，其关系和影响所及，并不是只限于封建

统治者们,更不是只限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

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即如后梁和后唐、后汉和后周诸政权的更替之交，无

一次不是大动干戈于邦域之中，因而无一次不是使境内百姓遭受到兵火涂

炭的。因而站在其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说，也绝对不会愿意这样的

篡夺之祸连续重演，而只是希望其及早结束了的。赵匡胤既然以种种谋虑

和措施而把政权稳定下来，不论在他的主观意图当中是否曾考虑到广大人

民群众的问题，而客观效果所及，却使当时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至

再陷溺在战祸之中，这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加以肯定的。

我在上边说,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作岀的一些强化中

央集权的措施,和他所采用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全都是必要的，正确

的，因而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必要而且可能做的一

些工作，赵匡胤全都做了;正相反，有些比较上述诸措施更加必要也更加迫

切的事，竟没有受到他的注意，那就是,我在第一节所列举的第一类问题,

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对于上述这一问题竟全缺乏正

确的认识,他们只看到前此几十年内封建上层人物在政权的转移当中所起

的作用，以致把这般人物错认作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对他们的既得权

益，只想从政治上予以保障和纵容，绝不想加以限制或干涉。因而,在处理

土地问题上，从北宋政权建立之始就决定“不立田制”,也就是“不抑兼并”,

认为“富室田连阡陌”，那只是“为国守财”,遂至对于“田亩转移、丁口隐漏、

兼并伪冒”诸事，一概任其发展，而不肯加以“考按”。在这事情的另一方

面,就是有着大量的因为遭受到兼并之祸而破家荡产、走上移徙流亡之路

的人群。对于这一社会现象，赵匡胤和他的臣僚们竟不肯予以正视，不知

道采取一些积极方面的措施。甚至于在其京城开封附近，“周环三二十州，

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一二”,弃为污莱者十之八九，十国旧境之内也

是“污莱极目，膏腴坐废”（这都是由于长时期的战乱频仍，各地人民因战祸

而陷于死徙逃亡的结果），而宋初的统治者也竟不肯把这些荒地分授给各

地大量存在的无地可种的劳动人民。

北宋政府虽不把荒田分授给人民去垦种，却把原从这些土地上榨取的

租赋徭役一律分摊在各该地区现有的纳税民户身上。又因拥有大量土地

的官绅大地主大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或则以种种办法巧为逃避，遂致

“征役不均于苦乐，收敛未适于轻重”的现象在北宋初年便已十分严重。

每当大量的农民由于地主阶级的压榨和统治者们的苛暴而被从土地

上排斥出来之后，他们便会纠集起来而从事于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历

史上有许多朝代就是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了的。这样的一些事实，以赵匡

胤为首的宋初最高统治集团是知道的，而且也在设法加以防范。他们所采

取的防范办法，不是要制定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和措施,不是想通过轻

徭薄赋、“为民制产”等等的道路，而是全然异样的一种办法。那就是被赵

匡胤取名为“养兵”的一种政策。

募兵制之所以从唐代后期以来就逐渐形成，以及后来之所以成为各割

据政权通用的制度•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农村中破产失业人口之

日益加多。这一社会现象，既使得应募入伍者可以源源而来，而统治阶级

也企图利用召募“亡命”“流民”入伍的办法，把这般失业人口加以收容和豢

养,免得他们去集结在山林之中，从事于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赵匡胤

等人认识到募兵制所具有的这一方面的作用，遂即打算充分利用这一作

用。他们绝不设法恢复前代所曾施行过的寓兵于农的征兵办法，不设法使

农业生产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而却是:对军队额员不加限制,平时即

在与日俱增，一•遇凶年饥11更大量召募饥民，把某些种类的罪犯也尽量编

配在军伍之中。其总的目的，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失职犷悍之徒”全都集中

起来，加以豢养，使其听从统治者的驾驭和指挥，成为支持和保卫封建政权

的武装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兵和民便会截然分离，则在遭逢凶

年饥岁之时，纵或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又只会

有“叛兵”而人民不会相从以“叛”。赵匡胤把这种无限制的召募办法称为

“养兵”政策,而且自夸这是可以成为“百代之利”的好办法。

由于北宋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些政策、措施和作风，这

就使得从晚唐五代十国以来所已经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社会病症，在北宋建

国以至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之后，不但一概没有得到纠正，且还都在继续蔓

延滋长。到后来，北宋政府便也不可避免地要从许多方面自食其果。在这

里,我且只举述以下两方面的事情作为例证：

一、 因为宋廷纵容兼并，兼并之家大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于是在北

宋开国三五十年之后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土地归于官绅豪富形势之家，而

赋税徭役的负担则集中在一般不能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中下等级的民户

身上。进入十一世纪之后，根据宋代人所作的估计,在全国的耕地总面积

当中,“租赋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政府仅能向另外的那十分之三的土地抽

取税赋。中下等级的民户为逃避此项难堪的繁重赋役，又全都千方百计地

隐瞒丁口，或去托庇于豪强兼并之家。“诡名挟佃”、“诡名寄产”以及“诡名

子户”等情事，遂致普遍存在于各地。北宋政府虽也规定每逢闰年由各州

县政府陈报户口升降实数，但每次每地所报口数均仅为户数的两倍上下

（有时仅是一倍半上下），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而宋廷对之却始终不以

为怪，也始终不加“考按”。人口当中的主户与客户（即不在政府直接控制

之下的户口）的比例，前后大致皆为二与一之比，而在主户当中却还包括了

大量不向政府提供任何封建义务的豪强形势之家。这就是说，北宋政府等

于自行削弱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它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人力物力实在

是不够壮大和富足的。

为了豢养这样多的冗兵、冗官、冗员，尽管北宋政府的税收来源在茶盐酒税

和商税方面比之前代都已大有增加，却终于还不能不随时加重农村当中纳

税民户的赋税徭役，这就又使得当时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地位日益下降,

被迫走上流徙“亡命”之途者日益加多。到第十世纪的晚年,爆发于四川地

区，在王小波、李顺领导下的农民暴动，已首先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到

十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内，相继爆发在黄河中下游各地的农民起义，其次

数已是一年多于一年，声势更是一伙强似一伙了。

这一切事件的根苗，都是赵匡胤在北宋初年所手自培育起来的。然

而,倘使他和他的佐命大臣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向问题能有一些正确

认识的话，他们原是有条件制定岀一些较好的政策、作出一些较好的措施

和安排来的。

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

自中唐以后，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再加以控制

约束，于是便形成了各藩镇的割据之局:武人称霸于一方，享有其地的政治

经济诸大权（军权自更不用说），宛然一个小朝廷的规模。其地位的继承问

题，中央政府也同样没有权力去过问，一任各藩镇之自为授受。但因各藩

镇的情形也多是兵悍将骄，上下全无体统可言，故其首脑人物的产生和铲

除，乃竟至全然依系于将弁和士卒的倾心与否。得到他们的拥戴,便做得

成一方的霸主;失掉他们的欢心,便难保生命于旦夕。这样的风气既经造

成之后，一般野心的军人政客,则又均设法操纵这般既骄纵而又单纯的群

众，以图攫取地位和权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论在后来渲染

得如何有声有色,实际上也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所屡经演出的戏剧之一幕,

虽则幕后还大有值得研讨的症结在。

宋太祖是一个具有较高明的政治手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当他取得

了军权和财权之后，便将此三者极灵活地予以运用,将残唐五代的局面予

以全盘的改革，赵家的统治权遂得稳定;将士以爱憎而废立首脑的事件，也

遂以这次的陈桥事件而告了终结。

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候的各个朝代那样，倏

然而兴，忽然而亡，则所谓陈桥事件的真象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被

称作所谓“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之后，使赵氏一家的

统治权不但稳固，而且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

对此事均多方面的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读史的人，遂使这事件宜到如

今在人们的意想当中至少还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印象:有些人以为这事件的

主动者既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本人，是他居心要夺取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

之手，因而认为这次把戏全是宋太祖一人在幕后摆布妥当了的；另外有些

人，则由于后来宋太祖之传位于其胞弟太宗一事，断定这件事件的发动者

和主谋人物，是太宗赵光义和赵普以及一般将士们，而与宋太祖本人原无

干涉。陈桥事件之所以成为“千秋疑案”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馆藏于 中国史/古代典籍/二十六史（包含新元史和清史稿）/宋史十讲.pdf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