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人和一句「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八月一日晨二时前后，我所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当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真正的英雄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撅。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土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八月二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一九O五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一九O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大庾整编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

总的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多公里，走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象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育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我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馆藏于 党与国/建国前传/战史/粟裕战争回忆录.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