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奶工、间谍，和画好的屠城图

既然从头天晚上的灭顶之灾中活了下来，那就决心再活上一天。

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很早，甚至当轰炸机群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晨曦就已经越过东方的地平线，穿过云层泼洒下来。在这个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耸立在潘科区（Pankow）、韦森塞区（Weissensee）和利希滕贝格区（Lichtenberg）的上空。刚刚经历了夜间轰炸的柏林正在熊熊燃烧——火焰的反光映射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阳光混合在一起，令人难以区分。

当废墟上的烟尘缓缓飘散后，这座遭受了最猛烈轰炸的德国城市显得格外荒凉与可怕。房梁已经歪斜的倒塌楼房、成千上万个层叠在一起的弹坑，充满了这座已经被硝烟熏成黑色的首都。成片的住宅区不见了，一排排街区从城市的心脏地带整体消失了。原先宽阔的马路和街道，现在已经成了废墟中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瓦砾堆中蜿蜒蛇行。没有窗子、房顶坍塌、内部也被烧个精光的楼房，遍布着每一寸土地，正绝望地注视着天空。

空袭之后，残存的灰烬如同雨水般飘落下来，给废墟漆上了一层薄粉。街道变成了充斥着残垣断壁和扭曲钢筋的“峡谷”，只剩下打着旋儿的灰尘在飘动。菩提树下街

也是这样一番光景，那些闻名遐迩的大树连树枝上的叶芽都被烧焦了，变成了光秃秃的枯枝。在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保存完好的银行、图书馆和格调高雅的商店寥寥无几，大多毁于空袭。然而在这条大道的西端，8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柏林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尽管伤痕累累，但12根巨大的希腊式石柱依然矗立。

在这座饱受折磨的城市各处，哀号般的空袭警报解除信号开始传出，这也意味着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空袭终于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空袭是零星发生的，在之后的日子则变得越来越频繁。到了现在，对帝国首都的轰炸已经变成了持续性的蹂躏——美国人在白天炸，英国皇家空军在夜里炸。破坏程度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递增，而累计到现在的数据更是让所有人震惊：炸弹摧毁了26平方公里以上遍布建筑物的城区——这是德国空军摧毁伦敦城区面积的10倍。8 500万立方米的瓦砾堆积在街道上——这足以垒起一座300多米高的山峰。在柏林全部的156.2万座住宅中，几乎有一半受损，更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彻底摧毁或是重创，以至于完全不能居住。要想确切计算人员上的巨大伤亡几乎是不可能的——光是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5.2万人，重伤者则超过10万人。上述数字是伦敦遭受轰炸后人员伤亡的5倍，柏林城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

——而最后的痛苦挣扎还没有来到呢。

出乎意料的是，在毁灭性空袭后残留的废墟中，历经劫难的人们却仍能继续生活下去——哪怕这样的生活是在残垣断壁中以一种疯狂与理智相交织的状态持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坚守在值勤岗位上；邮递员和往常一样沿着大街小巷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印刷，电话电报业务也在继续；垃圾有人清理，剧院、电影院照常营业，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同样对外开放部分区域。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演出季；百货公司则搞起了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的生意还特别好；地铁和高架铁路上的列车仍在运行；柏林城内的时髦酒吧和餐馆能保持完好无损的屈指可数，但内部却是人满为患；著名的柏林花匠们也没有从废墟中消失，他们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在每条街道上。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般出现在城市的12个街区里。他们从地铁的出站口涌出，从公共建筑下面的防空洞里钻出，从被炸坏的家中的地窖和地下室里走出。幸存下来的柏林人或许憧憬着不同的希望，心怀着各色恐惧，甚至连效忠对象或者政治信仰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致的：既然从头天晚上的灭顶之灾中活了下来，那就决心再活上一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6个年头里，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自认为将存在千年的帝国

，已经遭到来自东西方两侧的围攻。其中，从西方杀来的英美盟军已经在雷马根（Remagen）完成了强渡，冲过了宽阔的莱茵河，正全速朝柏林挺进——此时此刻，他们距离柏林仅500公里。而在奥得河东岸，一个更为可怕的威胁正在形成：兵临当地的苏联红军距离柏林已不到80公里！这样的压迫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收音机，柏林人听到了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春天》。

每个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威胁他们的险境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自动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还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基于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直面命运。

在西南部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样，天还没大亮就起床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波甘诺夫斯卡每天都重复做着那些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工作，但现在他却对这样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伦多夫区边缘时尚的达勒姆地区、有着300年历史的达勒姆庄园农场里干活，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远。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就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甘诺夫斯卡却和庄园农场的许多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别的某个地方——远离城市，远离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睡眠严重不足的送奶工将牛奶等货物装上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和拖车，再把两匹马套上马车，那是有着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波尔蒂就蹲在送奶工旁边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波甘诺夫斯卡驾着马车到各处去送奶。院子的鹅卵石路把车轮磨得咔咔作响，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进。这会儿是清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

即使在这个阳光微露的时刻，波甘诺夫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个交叉路口等候他。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波甘诺夫斯卡摇响了一个大牛铃向排成长龙的顾客们宣告他的到来。从1945年年初起，他就开始使用那个铃铛了，因为越来越频繁的昼间轰炸让挨家挨户地送奶成为奢望，只能招呼顾客到路口取货。对他的顾客而言，这个牛铃就像波甘诺夫斯卡本人一样，已然成为某种象征。

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畅通，主干道上并没有出现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战车，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围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甘诺夫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区，那里住着一些地位颇为显赫的顾客。每次路过此地的时候，他都会朝一个著名纳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几眼——那是柏林邮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员。通过起居室敞开的窗户，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体态傲慢、显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伫立在那里。波甘诺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国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危急的话，墙上的这座元首“神龛”铁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儿继续向前进发。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Spandau），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能从轰炸中完全幸免，这片从狂轰滥炸（这是所有人都最惧怕的攻击）中幸免于难的区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区，坐落于城区的最西部。夜复一夜，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打击，但令他们感到格外惊异的是，预料中的空袭并没有来临。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庞大的军工制造中心呀！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75%都被摧毁了，而在如此惨烈的对比之下，施潘道区仅仅丧失了10%的建筑物！尽管这意味着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已经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饱受空袭之苦而变得愈发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区被炸弹蹂躏得焦黑一片的废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开始流传开来：“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一个进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区位于施潘道大区的最西边缘，栖身于此的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尔布（Ingeborg Kolb）夫妇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这么个僻静之处而谢天谢地。这个分区没怎么遭过灾难，哪怕少数落在附近的炸弹，也只是因为没能击中机场而意外掉在这里的，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他们的两层楼房抹着棕黄色的灰泥，有一个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不过罗伯特本人是个例外。54岁的他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这意味着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昼间空袭中。这一直让英格博格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德语广播——尽管这种行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们时刻关注着东部和西部盟军的进展——现在，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车走完。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氛围又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一直认为战争是遥远而虚幻的事情，根本无法想象来自东方的复仇怒火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坚信，自己的丈夫毕竟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预感不会有问题。罗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科尔布夫妇一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把他们卷进去，只需要平静地展望未来就好。春天来临之际，罗伯特纠结于到底要在花园里的哪个地方挂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则家务缠身，她还想种些菠菜、香菜、莴苣和早季马铃薯。对她而言，横亘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气息更浓郁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40公里的兰茨贝格（Landsberg，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城郊，苏联红军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3层楼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身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攻占这座城市而拟议的进攻细节。他的桌子上有3部战地电话：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连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们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庞大的方面军的司令员；第三部电话能与莫斯科的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通话。这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时年49岁，胸部健壮厚实，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部队进展情况。现在，朱可夫还不清楚斯大林何时会下达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自己能够立刻拿下柏林，但就准备工作而言，现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据他的初步计划，进攻会在4月底打响，要是幸运的话能在10～12个小时之内进抵柏林城下，并粉碎一切抵抗。他预料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他们大概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为激烈的战斗，正如他所知道的，那里有德国守军唯一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他决定，在德军试图突围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一场规模宏大的屠杀将在施潘道区展开。

在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一栋公寓楼的2楼房间里，卡尔·约翰·维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开了卧室的法式百叶窗门，迈步走到小阳台上，心里估算着天气状况。两只红褐色的腊肠犬伴随在他身边，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作为维贝格的忠诚伙伴，腊肠犬们正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主人，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时间维贝格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邻都很欣赏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维贝格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如同很多外国人那样抛弃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来。

维贝格低头看了看“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然后自言自语道：“该出去了！”他关上窗户，穿过卧室，进入了小门厅。他穿上了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顺手把那顶精心拉过绒的洪堡毡帽

戴在头上,随后打开了身旁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后，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会儿放在抽屉里面那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艳丽，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全身披挂，骑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透过敞开的头盔，骑士凶狠而锐利的目光正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前额耷拉着一绺头发，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色的胡子。一面旗帜正在长矛上猎猎飘扬，旗帜上写着“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了抽屉，把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维贝格又舍不得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锁上前门，然后走下两段台阶，踏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公寓楼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达着，引着主人沿街走去，偶尔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维贝格礼貌地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他很纳闷，现在结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风的“旗手”又在哪里呢？是慕尼黑？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鹰巢”？或者，是在——柏林？这样的疑惑实在太平常了。有关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到位于内斯托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落脚。这是维贝格最喜欢的酒吧，更是该区尚在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们可谓鱼龙混杂：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有投缘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样在轰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这位牵着狗的男人对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特别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致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问题的维贝格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让他的邻居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美国绝密战略情报局（OSS）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是盟军潜伏在柏林城内的间谍。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2-战争史/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