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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一 书 · 第 012 期

停战之后没有和平:1945年,三千万欧洲人被连根拔起

《战后欧洲史(套装共4册)》 托尼·朱特 著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
今日导读

1945年5月,欧洲的枪声停了。但停战不等于活下去:柏林街头有5.3万名无人认领的儿童,维也纳人每天靠800卡路里维生,布达佩斯的官方配给只有556卡路里,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摊到一所医院、50张病床。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第一卷开篇不写谈判桌,先写这些数字——因为这才是当年欧洲人真正的处境。更惊人的是随之而来的人口大洗牌:1939到1943年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力迁移、驱逐了约3000万人;战争结束后,1300万日耳曼人又被从东欧各国尽数赶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重划边界、人口留在原地;1945年之后恰恰相反——边界大多不动,人口却被整体搬走。一个「更有条理」的新欧洲,就这样在废墟上诞生。

为什么是这本书

《战后欧洲史》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代表作,四卷本,从1945年一直写到21世纪初,被公认为战后欧洲最权威的通史之一。朱特拒绝被任何单一理论框住——他自比以赛亚·伯林笔下「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把外交、经济、社会、集体记忆和日常生活织进同一幅画面。第一卷《旧欧洲的终结 1945-1953》处理的正是欧洲最不堪的那几年。读完它你会明白,后来那个富足、和平、讲福利的欧洲,究竟是从什么样的灰烬里、以什么代价长出来的。


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

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

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

4.9万名孤儿;荷兰有6万;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南斯拉夫

可能有30万。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

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

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800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

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

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

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

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

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1945年维也

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1945年12

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800卡

路里)。在荷兰1944-1945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

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推荐

的每日配给量;16万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

每日摄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这只是平

均数。1945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

(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

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而在意大

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

区甚至更糟。[2]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

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

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

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

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

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

买得起。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1945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

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发痢

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

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1945年10月报告

说,联邦德国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

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1945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

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伤寒,

2193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

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1/5的人患了肺结核。捷

克斯洛伐克当局于1946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

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

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

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

(1944-1945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

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1945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

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

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

(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

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

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

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国家(state)政策,而

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

1939 年至1941 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

(Baltic)地区向东驱逐了100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

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

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

引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约12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13.6万

人,来自罗马尼亚的20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

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

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代

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

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

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1939年到1943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合力迁移、驱逐、流散

了大约3 000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

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

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

民族流离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

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

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

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

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

路边。

从东欧来了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

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

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支多达2.4万人的哥

萨克士兵和家属的队伍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

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10万多克罗

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

队的愤怒报复。[3]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

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

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

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

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

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

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

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

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1945年时纳粹移民的最大群体。对

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

社会经历,其中包括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

至德国的28万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

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

如失业的荷兰人,1939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

[4]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

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

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1944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

200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

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

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

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

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

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

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

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

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

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幸存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

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

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

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

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

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1946年7月到9月间,63 387

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在1945年发生的事,以及此后至少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史

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迁移的活动。这部分地是由于“自愿的”种族分

离的结果:例如,犹太人幸存者离开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兰,

或意大利人离开伊斯的利亚半岛,不愿生活在南斯拉夫统治下。许多

少数民族的人曾同占领军合作过(居住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匈牙

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居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苏联西部的乌克兰人

等等),他们在德国国防军撤退时一起逃离,以免受到当地多数民族

或正在挺进的苏联红军的报复,从此不再回去。他们的离境可能并不

是地方当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胁迫,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经生效。德国人

当然早已用迁移和屠杀犹太人来开始执行这项政策了,并且大规模地

驱逐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从1939年到1943年,在德国庇护

下,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新边境线,来

回往返。苏联当局反过来策划了一系列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强迫性人

口置换;100万波兰人从现在归属乌克兰西部的家园逃走或被驱逐,而

50万乌克兰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间离开波兰,回到苏联。在几

个月的过程中,曾经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

变成了两个明显单一民族的领土。

保加利亚将16万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2

月同匈牙利的协议,将斯洛伐克境内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万人

换回了同等数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种迁移还发生

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南斯拉夫南部40万

人迁到北方,填补60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撤走后的空缺。我们不准备

讨论与此相关的人口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德国

人。

在任何情况下,在东欧的德国人都可能逃往西欧:到1945年,他

们不受其家族已经定居几百年的那些国家的欢迎。当地人都真心希望

惩罚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以报复战争与占领对他们的劫掠与蹂躏。

战后各国都利用了这种情绪,于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

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西部的德语社群就知道自己注定

有厄运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早在1942年,英国就私下里答应

捷克的要求,即在战后迁走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口,次年,苏联

人和美国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

贝内斯颁布命令,“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

题。”[5]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国者”)的财产被置于国家

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同年8月2日,他们失去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资格。将近300万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数住在捷克

的苏台德地区,在此后的18个月内被驱赶回德国。在驱逐过程中,有

大约26.7万人死去。1930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日耳曼人占人口总

数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他们只占1.8%了。

匈牙利驱逐了62.3万名日耳曼人,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名日耳曼

人,南斯拉夫驱逐了大约50万名日耳曼人,波兰驱逐了130万名日耳曼

人。但是人数最多的日耳曼难民却来自德国本土的前东部地区:西利

西亚、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美国、英国、苏联的

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达成协议,在条约第8条里,

三国政府“认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说是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的日耳曼人都应该承担迁移责任”。这不仅认可了既成事实,也正式

承认了波兰边境线西移后产生的影响。约700万德国人现在被划入了波

兰境内,波兰官方(和苏联占领军)希望赶走他们——部分原因是部

分东部国土被苏联吞并,需要将失去土地的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安置在

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上。

其结果是法律上承认的一种新现实。东欧强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

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证过的,他归还“东普鲁士给它所从属的

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发生的任何迁移都应以有

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些西方观察家震惊于对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纽约时报》记者

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记录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这一重新

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

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

的报应。”

历史并未施以报应。事实上,1 300万被驱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

并融入了联邦德国社会,但是记忆犹存,在巴伐利亚(许多人移居在

此),该话题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在当时的人听来,把驱逐这些日

耳曼人描述成“反人类的罪行”也许有些刺耳,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前,以

这同一群日耳曼人的名义犯下的规模大得多的罪行刚刚大白于天下。

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着,存在着,而被他们所害的人——首先是犹太

人——却大多数都死了,不存在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的美国

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在几十年后写道:在战后驱逐和战时人口灭绝之

间有一条关键的区别,“战时的驱逐者们伴送被驱逐者,以保证将他们

关入聚居地,然后杀害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做苦工”。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5-近现代欧洲/战后欧洲史(套装共4册) (托尼·朱特).pdf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