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不会再有战争

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

1913年1月，金融城对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能够保证在这一年里欧洲天下太平，与德国友好体谅，那么我们便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今年会是更加繁荣的一年。”

年初，对和平的展望看上去一片光明，欧洲的大国正空前团结地维系着和平。对于诺曼·安吉尔的论点——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发生——金融城中的人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非常买他的账。安吉尔在前一年面向银行家学院（Institute of Bankers）发表了一场好评如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不吝溢美之词，说银行家们仅仅是不断地在国际运作，就能用金环把世界紧紧地绑在一起，就是在为和平的事业做贡献。

金融城作为世界财富聚集地的地位似乎并未被撼动。这里确实像是由经济法则代管的。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大声呼吁：“自由贸易和自由黄金市场是我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的两大重要优势，也是伦敦维持世界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位的主要手段。”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托，黄金的稳定性不言自明。所有的货币都要通过作为媒介的黄金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汇率关系。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通过从一国到另一国的金条流动来解决。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差，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时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曼彻斯特选民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已知的定理，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它在巧妙、自动、普遍、即时地发挥着作用。”

他还总结道：“到公元2000年时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在更有思想的观察者看来，对于树大招风的金融城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担心金融的国际性利益可能会与整个英国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帝国的地方性利益发生冲突。随着金融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不是帝国化），这种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也许很快就会变得严重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发展的速度也落后于另外一些国家，却依旧保留着之前工业优势时代的习惯和观念。唯独在全球化金融管理和国家资本输出这两个领域，英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优势。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英国，这个比例与美国在1960年达到顶峰时的表现相当。

一部分投资每年以盈利和红利的形式流回国内，大多数的投资都留在国外。另外一些收益来自英国在外国证券市场上价值40亿英镑的间接投资，比如俄国的铁路债券和马来亚（Malaya）的橡胶公司。

金融城对于英国的经济布局日益重要，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整个国家是不是仅仅依靠前人的劳动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维系着？金融城把自己摆在全球金融的十字路口，降低伦敦的货币成本，做廉价买卖，这样能让英国和大英帝国变得强大吗？金融城固然重要，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如此脆弱，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软肋呢？金融城为英国投资者创造机会，把他们的钱送到国外去，这难道不是在妨碍国内的工业投资吗？

20世纪伊始，英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孪生姐妹，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利于他们了。前任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了他们得力的鼓吹者，号召加大力度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英国对帝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1/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样的贸易现如今真的应该在帝国的某个共同贸易区得到巩固，却在周围建起一道高墙阻挡其他国家吗？

对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违背了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英国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的教导。这样的举措还会让金融城面临利益被截断的风险，而这些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保持了开放自由的资金和货物流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有利于金融就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繁荣，那么伦敦金融城也会繁荣”，反之亦然，这是1906年金融城的一位显要人物的主张，类似的观点早在100年前就曾经出现过。

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金融城的影响力现在大到过分了，正在破坏所有富有远见的帝国经济战略，把金融暴发户（

nouveaux riches

）的财富和爱好都嵌入国家结构中。英国果真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只是在成为一个追求私利的“足球运动员、股票交易员、酒馆和音乐厅常客”的民族吗？

对于这个问题，1913年的一桩丑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桩丑闻的中心是马可尼（Marconi）公司，它是由首次传送跨越大西洋无线电信号的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所建立的。三年前，英国政府和马可尼公司进行了公开讨论，打算委托其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无线电台，让帝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进行无线通信。这将会成为帝国的神经系统，让整个机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够有效运作。虽然谈判内容理论上是保密的，但由于预期定会成交，马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11年到1912年翻了10倍。据说众位政府部长也购买了股份。这暗示着他们滥用了职权，来掌握继而利用市场洞察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下两位政府要员：司法部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他有一个兄弟在马可尼公司工作，以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正是他担心英国正在走向衰落，成为一个股票交易员的国度。据披露，两人确实都购买了公司的股份，不过两人都否认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国会为此召开了一次议会询问。温斯顿·丘吉尔冲上前去为他的自由党同僚部长们辩护，抨击这次询问听信“谣言”，任由这些指控侵犯人格尊严（包括他自己的尊严）。他辩称，整个事件都散发着政党政治的气息，任何一份议会报告发布之前，可信性就已经被大大削弱。这次询问的报告最终发出的时候，参与人士也果真按照党派分成了两派——自由党拼命洗白他们的同僚，保守党则是抹黑他们。英国政界在党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艾萨克斯和劳合·乔治逃过了一劫。艾萨克斯已经是英国首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后来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后来出任英国战时首相。矮胖的丘吉尔曾经为自由党同僚辩护，结果却叛投了保守党，在后来的竞选中胜出，担任首相一职。但马可尼丑闻给伦敦之心和帝国之心留下了一抹苦涩，暗示其腐败堕落。

1913年夏天，拉格泰姆席卷了伦敦。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抱怨说，他洗土耳其浴时的按摩都是拉格泰姆的节奏。还有人说他敢肯定他的打字员们现在连打字都是这种节奏。但这座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一场盛典中的繁文缛节，呈现出更庄重的面貌。国王乔治五世前脚刚访问了柏林，伦敦又做好了准备，迎接英国最古老的宿敌、如今已经是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英法两国更多的是贬损而不是赞扬对方的成就，更习惯于彼此杀戮而不是拥抱。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点。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一直在争夺法国的王位。17世纪，两国的陆军在欧陆战场上交战，两国的舰船在公海上交战。18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帝国之间的敌对，英国和法国打了第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兵戎相见，子弹横飞。法国为了报复，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从巴黎传出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自由、平等、博爱”（

Liberté

,

Egalité

,

Fraternité

）。拿破仑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恶战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对英国人来说，法语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脏话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19世纪50年代两国在克里米亚联手抗击俄国人的一场短暂的战争，拿破仑时代的敌对情绪或许有所缓和。但即便法国的存在对英国的威胁减小了，敌对关系转向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大。法国虽然被永久性地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却在远东和非洲建立了一个帝国，抵消了在英国面前的连番落败。然而这两个大国甚至在远东和非洲也发生过冲突。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一小股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穿越了非洲中部，宣布对苏丹南部的法绍达的所有权。但英国方面的压力迫使法国做出了外交让步，两国约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就在世纪之初，法国在爱尔兰还有情报人员，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民族主义者，以及法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怎样的局面。

大约40年前，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之后他到英国乡间避难。后来，他的遗孀也还在那里生活。

然而到了1913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他的游艇抵达第一站朴次茅斯（Portsmouth）时，英国皇家海军鸣响礼炮，演奏《马赛曲》相迎。当天下午，乔治五世在伦敦的一座维多利亚车站等候雷蒙·普恩加莱。这座车站装饰着三色旗，从车站到白金汉宫的道路上方高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盾牌，盾牌上用法语写着“法兰西共和国。‘我们是同伴’”（

R. F

.,

République française

. ‘

Nous sommes camarades’

）。国王乔治五世和普恩加莱总统共同检阅了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的一个支队后，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在皇家骑兵卫队（Household Cavalry）的护送下游览了伦敦市中心。“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每日图片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海德公园就是普罗科菲耶夫见到国王和总统的地方，据报道，这里的欢呼喝彩尤为热烈。

当晚的国宴上，英国国王用法语向共和国总统致辞。

这次访问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对于另外那些幕后人员的工作来说，就像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播放的音乐。普恩加莱来到温莎，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墓前献花。他访问了伦敦的法国侨民，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授予了《费加罗报》（

Le Figaro

）驻伦敦记者。他对金融城赞不绝口，观看了一场马展，还参观了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一场汽车展。尽管如此，这次访问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毫无深意的会面。事实上，普恩加莱总统在对英国人民的致辞中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

不仅在欧洲，更是在全世界，海洋中永不止息的滔滔巨浪把我们两个伟大的殖民大国团结在一起，连接起我们的海岸，让我们的思想和利益不断地交换。为了文明的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人民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正符合事物的本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能让我们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团结的必要性和益处。

普恩加莱所说的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关系欧洲列强在北非的地位。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强硬抗议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称其违背了法国不扰乱地区现状的外交承诺。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骑着一匹白马造访了丹吉尔（Tangiers），提出了这一点；1911年夏天，德国以保护德国公民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派出“豹”号（

Panther

）炮舰到阿加迪尔（Agadir），引发了欧洲对战争的恐慌。柏林希望英国能够三思，保持中立，放任德国威胁恐吓。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表示两国几年前签订的《英法协约》 （

Entente Cordiale

）不会改变。普恩加莱的伦敦之行正是为了巩固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英国和法国走得太近。如果法国把英国的支持当成在欧洲挑战德国的邀请呢？这一年2月，一位英国客人在德国大使馆的私人宴会上说：“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法国人）可以像夏洛克一样，凭着他们的契约，榨取英国人大量的血肉，那么我们显然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

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 Randolph Churchill）补充道：“如果他们是在等待那个的话，可要等上很久。”（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已经讨论过英国在欧洲战事中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过这还只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一个计划，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经济学人》赞同普恩加莱的说法，法国和英国成为朋友是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趋势，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

但该杂志继续道：“一个人可以同时结交两个好朋友，而且他的这两个好朋友完全有可能意见不合，那么他们可以很幸运地向这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心声。”《经济学人》认为，说到底，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为了在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好稍微保持一点儿距离。

对于英国和法国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应把它看成是让这两个国家（加上俄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相反，经过了一个世纪与日俱增的全球一体化，自由理性用悦耳的声音吟咏道：“我们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了欧洲和平——这也是我们和德国共同的目标。”

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2-战争史/1913，一战前的世界.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