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发现是海洋，不是新大陆

真正的发现是对海洋的发现，海洋进入了历史的范畴，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

直到不久之前，对美国史的基本叙事往往以海外探险和地理大发现为开篇。这一模式如今虽已发生改变，但变化并不显著。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半球以及清教徒（the Pilgrims）建立普利茅斯种植园之前，那些更早的移民，作为美洲最初的先民已经在此居住生活了数千年之久，伴随着（对这段历史）姗姗来迟的认可，开篇第一章的典型主题也已经变成了要强调欧洲人与美洲人的“接触”，或者在某些版本中，变成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入侵”（invasion of America）。这类改写为这次相遇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实际的解释，但是却并没有使故事大为改观。不管是哪种改写的方式，都是把发生于15和16世纪中的那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简化成美国民族国家史的前传。同样，那些途经亚洲和美洲间的大陆桥、抵达美洲的第一代移民活动，本应成为改变美国史框架的开头，但在实践上，无非只是被当作一种（正文之前的）前奏，致谢之后，就被弃而不谈。这种原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t）的线性叙事固执难除，并被一种充满目的论色彩的预言——合众国随后将要出现——所塑造和歪曲。由此，美国史中的早期阶段失去了其应有的重要性，且对后事发展的解释力也大受削弱。对于那些紧随“发现”、“接触”或“入侵”之脚步纷至沓来的“定居活动”，通常的讲述方式不仅是一种单线叙事，而且也被限定在了相当狭窄的路径之中。

发生于1492年的那件大事，不管叫作什么，都是事关空间，特别是海洋空间的。空间已经被重新定义，跨洋运动使一种崭新的、贸易与交流的全球网络的出现成为可能。辨识出这种美洲发端的空间面向（spatial aspect）可以令我们的故事大为扩展。这种真正的“发现”远比欧洲人对未知大陆的探险更为重要，也比合众国的发端更有意义。真正的发现是对海洋的发现，海洋进入了历史的范畴，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

一种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an oceanic world）被世人发现，后果就是它最终塑造了每块大陆的历史。新世界出现在每一块大陆的面前，并给每一块大陆都带来了相应的后果。北美洲和合众国的故事只是那个更广大、更重要的历史中的一部分，而不应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哥伦布在后世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他本人未曾认识和把握的——就在于他的海上航行先是为欧洲人，又在随后的岁月里，为我们所有人都打开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全球愿景。正如墨西哥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曼（Edmundo O’Gorman）在1958年所写道的：在哥伦布远航之后，人类才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水陆合成的球体的全部表层，既有水域也有陆地……都属于一个连接为一的整体”

。水域与陆地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世界与地球（或星球）的概念合二为一。至此，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得以涉及全球的范围。与此同时，在1540年，一位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马尔多纳多（Juan Maldonado）用拉丁文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登月旅行的奇幻记述。透过他的记述，地球的整个表层以一种更形象直观的方式为人所认识。12年后，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他的《印度群岛通史》（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1552年）中解释指出：“世界只有一个而非多个。”

人文知识领域（the terrain of humanity）的大扩张也扩展了人类野心所能企及的视野。

不仅是欧洲人，每块大陆上的生民，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都认识到了一点：“世界本是一片海洋，大陆只是其上的诸多岛屿。”

全球意识与全球交流——也许我们常把它视为是我们自身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发展——在美国诞生之前早已有之，并且也正是因为它们，才让美国的诞生成为可能。在哥伦布末次航行结束后的25年里，世界被环游一圈，最终合拢成了（一个圆）。几个世纪之后，西奥多·罗斯福的友人兼顾问、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简洁地描述了海洋的重要性：海洋不再是一种屏障，而变成了“广阔的公海（common），借助海洋的存在，人们可以在各个方向上任意穿行”

那些后来构成了合众国的广大领土都曾参与到这场海洋革命中来，它们既是这场革命的一种后果，也分享了革命所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由此，美国史在很大意义上与这种世界的再造纠缠不清，被那些与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纷繁历史所缠绕。当然，每一个民族都依循其自身的独特方式来经历这种共同的历史。尽管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后来成为合众国的这些领土曾在多国的历史中身居边陲，无足轻重，但随着时间的流转，特别是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里，合众国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也成为全球历史变迁中强有力的引擎。由此，合众国的历史不是也不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仅局限于自身内部且只被自身所构成。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种海洋世界都在充当合众国史的背景。合众国也不应该接受过度的盛誉，除非把它视为人类存在史中这场（海洋）革命——这场革命可与农业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相媲美——里的一部分。

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曾充当美第奇家族在里斯本之代理人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在记录一次将其带入西半球的航行时曾使用“Mundus Novus”

这一术语。这一记述最初出现在1502年返航途中他写给美第奇家族赞助人的信里，后来这封信得以公开发表。

这一举动为其赢得了声誉，令他得以在著称于世的、绘制于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Waldseemüller map）——这张地图将半球展现为一种简单和独特的实体——上获得认可和褒奖。

在这张地图上，人们第一次发现了“美洲”（America）这个词，这几个字母所标注的位置大约伸展到了今天的中美洲到巴西一带，这块区域被韦斯普奇视作首次为世人所目睹的“新世界”。

韦斯普奇认识到这个新世界对欧洲人的宇宙观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这一归因是非常公允的。他认识到自己已经目睹了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在古代和现代作家的笔下未被提及的”。

在1498年之前，哥伦布也已对这一观点略知一二。一封（能证明）哥伦布曾使用过“另一个世界”这一短语的信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征引，因为它表明，不仅是人文主义者，也包括哥伦布在内，都把哥伦布所造访的土地视为“罗马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更早的希腊人未曾染指、尚未寻求统治的另外一重世界”

。但是这两类人都未曾真正理解其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他们目睹的陆地，而是使之得以登陆的海洋。他们都忽略了海洋的一种革命性转型，即从一种大陆间的屏障转变为大陆间的连接，海洋成为一种人员、金钱、物资和观念得以实现全球运动的媒介。在1519—1522年间，当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确切说是他的船员，因为麦哲伦并没有活着完成这次航行，并且船队里的五艘船只有维多利亚号一艘得以侥幸生还）环球航行一周时，人们才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全新的海洋世界的浩瀚无垠：世界是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区域，并且借助世界所拥有的各个大洋，世界才得以被连接为一。

这个新世界以相当迅猛的速度获得了一种新奇的权力形式。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南亚的行动也许可以被视作是采取相当直接的方式为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势力奠定根基。在1498年的5月，他抵达了位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线（Malabar Coast）上的卡里库特（Calicut），当时并未惊动任何人。他在那里受到了来自突尼斯的摩尔商人（Moorish traders）的欢迎，这些摩尔商人不仅了解基督教，而且还能同时讲卡斯蒂利亚人（Gastilian）和热那亚人（Genoese）的方言。在那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达·伽马在那里还见到了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这个犹太商人能说希伯来语、威尼斯语、阿拉伯语、德语和一点西班牙语。

此外，达·伽马在他登岸之前已经对卡里库特略知一二；作为一个由穆斯林商人掌控的香料贸易的重要中转站（entrepôt），这儿正是他的目的地。

同时，他在卡里库特见到的商人也都对欧洲有所耳闻。达·伽马在印度洋地区发现了多座城市并在城市中看到了活跃的商业与政治生活，这同发现“新世界”的哥伦布的遭遇比起来，可谓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也出现在1499年葡萄牙国王以沾沾自喜的心态写给西班牙费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信里。国王指出，他所派出的探险者们发现了“大型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以及丰沛的河流，并且城中有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大多从事香料和宝石贸易，他们乘船向麦加进发，然后抵达开罗，随后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些发现中，（探险者们）也带（回）来了大量的物资”

达·伽马的登岸，在发现未知的地域与文化方面并无显著的意义；他曾经绕行非洲的航行对于那些常常在非洲东海岸上获取海运商业联系的商人而言也并非什么不可想象的壮举。正如国王在信中所暗示的那样，其重要性在商业上（而非地理发现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达·伽马在印度洋上的出现有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数年之后，他的第二次远航标志着海洋已经被整合进国家力量的范畴。他带着全副武装的舰艇重返故地，并在印度洋上建立了一种军事管制。伴随着这种军事化过程，海洋不仅成为（跨洋）运动的场所，也成为（各国）力量（展开竞争）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观”（sea power）的起点便可追溯到这一时期。

对于在印度洋沿岸聚居而成的各类社会，其居民的船只、小艇在各自的水域上鳞次栉比，海洋已成为一种前沿领域（an edge）和公共通道（a passage）。彼时，它已成为对“基本的社会贸易互动”发挥权能的场所。

虽然海洋非常迅速地成为一种展现欧洲权力轮廓的媒介，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也使得一系列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站稳了脚跟。正如马汉所提出的，作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一种发明，海权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国家力量形式，它既是帝国的产物也是帝国存在的保障，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同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帝国为争夺海洋贸易和海军力量而展开的各种竞赛正是美国革命以及随后作为一种世界强权而出现的合众国的（历史）语境。

正是贸易，而非尚武精神，把亚当·斯密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海洋世界的创制上。在《国富论》（1776年）中，斯密写道：“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绕过好望角以抵达东印度群岛之通路的开辟，是载于人类史册的最伟大且最重要的两件事。”正像他写的那样，斯密对那些正在涌向革命的美洲殖民地深表同情。他支持殖民地居民对英帝国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反抗，他们所反对的也正是斯密在其名著中所直指的靶子。然而，他并没有赋予美洲人的反抗以世界-历史上的（worldhistorical）重要意义。他并不是汤姆·潘恩

。对斯密而言，1400年到180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各大洲间的跨洋联系，这种跨洋联系打开了“一种全新且不会枯竭的市场”，这一市场必然会令世界改变面貌。斯密深信：“它已为新型的劳动分工和工艺进步提供了机会，而这一点在古代商业的狭窄圈子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密的观点并不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做出一种头脑简单、不假思索的欢呼。他已深知这种日渐兴起的全球经济在最终效果上的不确定性。对他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全球贸易对欧洲的作用不仅提升了（人们的）“愉悦之感”，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辛劳之负”（industry），他对未来充满担忧。他辨识出了紧随贸易扩张而来的奴役与剥削，并对其表示批评。“无论是在东印度群岛还是在西印度群岛，对土著人而言，这一系列事件所能带来的全部商业利润皆在由此所引发的令人生畏的灾难中变得湮没无闻，销声匿迹。”

尽管斯密对海洋革命的评估是豁达辽远的，但他只是捕捉到了随海洋革命而来的深远影响中的一部分。贸易的地理分布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向“（远离大陆的）深海”（ocean sea）转移，这样一种置换对南欧、黎凡特

、非洲、中亚和南亚以及美洲地区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300年前后，伊斯兰化的非洲和蒙古陆上帝国——囊括了中国、中东和印度——的大部分区域都曾繁荣一时，远比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强大的力量和更高超的工艺。伴随着海洋革命的到来，这种对比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并不曾冒险出航，在海岸线上登陆，并继而建立一系列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的海洋贸易联系，那么也许基督教世界将仍然在世界历史中偏居一隅，位于非洲和欧亚世界的边缘。

在这次生物体的交流中，欧洲人降服了梅毒，这是一件全球性的大事件，也是在大发现时代还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对两性关系和性生活至关重要且值得单独指出的一点。

那些深入到美洲腹地进行探索的欧洲人与土著美洲人相遇并接触，后者在最初接触这类疾病之后，数个世纪里经历了在物质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寻求生存的斗争，最终也在这类疾病中得以幸免于难、存活下来。然而，欧洲人在那片土地上搜寻劳动力的活动最终导致了大约有1100万到1200万的非洲人被倒卖，从而进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在转运途中就是在随后登陆不久悄然丧生。这一结局，同其他因由一起，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各民族的人口危机。

海外探险的时代也是一个好奇求索、对各民族做出评判的时代。

不同文化得以比较、对照，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得以彼此栖居。不同的语言被人们相互习得。当欧洲的基督徒出洋探险时，他们同时也发明了人类学这门研究人类存在情境的学问。

日渐系统成文的知识也被整合进了他们对殖民化的认知，这些知识为剥夺（土著人）、（发展）奴隶制，甚至是种族灭绝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对新全球世界中的“他者”在宇宙观上的立场、个性和意图的误解都会直接引发重大的后果：阿兹特克人，由于起初对科尔特斯

及其西班牙士兵的宗教意义辨识不清，他们的迟疑犹豫令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问题已经被提出。海洋另一侧所发现的生灵也是上帝的子民吗？或者他们只是从属于黄泉世界的“异类”，充当基督徒世界的对立面？他们是人类还是那些天主教教堂装饰上的怪兽？如果他们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后嗣，那么他们是谁？他们拥有哪些权利？还是说世上存在多种不同的受造之物？由于发现了另一重世界，即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民族所共享的世界，这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类大家族。这类问题也必将重新造访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不管这个人是试图大力宣扬人类的各项权益，还是要为种族主义、奴隶制抑或殖民主义提供辩解（这类问题都是绕不开的）。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6-美国与美洲/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托马斯·本德).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