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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一 书 · 第 002 期

「不是军队,是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近卫文麿与一场本可止住的战争

《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揭开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国内政治细节) [日]堀田江理》 [日]堀田江理(Eri Hotta) 著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今日导读

1937年6月,近卫文麿在举国欢呼中出任日本首相;一个月后,卢沟桥响枪。这一章拆解了一条被长期低估的因果链:不是军部独走拖着文官政府下水,而是首相亲自增兵、亲自全国动员、亲自堵死和谈——他以为强硬姿态能收买军中强硬派,结果每一次妥协都把日本推得更深。摘录从近卫的贵族做派写起,经卢沟桥事变、华北增兵、南京沦陷后的傲慢声明,到部下当面顶撞“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最后回溯1919年的巴黎和会:那个痛斥英美种族主义的青年,二十年后把日本带进了纳粹德国的阵营。看点在于,一个手握国运的人如何在每个环节都犹豫、都后悔,却始终没有踩下刹车。

为什么是这本书

《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是日裔学者堀田江理(Eri Hotta)的代表作,聚焦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日本高层如何一步步作出对美英开战的决定。作者兼通英日双语史料,紧贴会议记录、《杉山备忘录》与当事人日记落笔,不渲染也不预设结论,把一场看似“集体发疯”的国策还原成一群具体的人在体制压力下的犹豫、推诿与自我说服。它最值得读的地方,是不把战争归因于某个疯子,而是展示一个没有人愿意负责的决策系统,如何把国家推向没有人真正想要的结局。


近卫文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普通政客。虽然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他曾在乡间散步时哼唱一首俗气的流行情歌《我想念你》),但他已习惯了骄奢的生活。在他首次被任命为首相时,对食物的极度挑剔曾引起广泛议论。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在盛大的政治晚宴中婉拒了最新鲜、最精心准备的生鱼片(人们猜想,近卫可能觉得相对于他的高雅品位,生鱼片太过粗糙了)。为他服务的艺妓会将切好的生鱼片放入一碗沸水中,就像涮火锅一样,然后用勺子(或筷子)喂给他吃。

近卫就任首相前夜,报纸在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半开玩笑地说,他品尝草莓的方式也十分挑剔(事实上,近卫只用消过毒的水来清洗草莓),草莓是他最喜爱的水果。近卫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承认过这些癖好,他解释说,他不吃生食是因为他的胃不好。这种癖好不但没有让近卫显得过于软弱而不足以领导国家,相反增加了他的贵族神秘感和政治魅力。在对近卫满怀崇敬之情的民众看来,近卫不可能犯错。

近卫的名望或许源自这些表层印象,但日本民众的确期盼近卫文麿的任命能够带来变革。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几乎在举国欢呼中就任日本最高政治领导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经历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还有可能面临以激进改革为名而发动的军事叛乱。近卫的内阁人选立刻让一些机敏的观察家感到失望。由于近卫让上届政府的陆军、海军和法务大臣继续留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的选择辜负了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这位专栏作家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前任政府的)一味妥协纵容,我们应该感到警惕。”尽管主要政党在前一年春天获得压倒性胜利,迫使上届政府下台,但近卫拒绝让主要政党成员进入他的内阁。近卫内阁仅有的两名具有党派背景的阁僚来自一个亲军方且支持极权主义的新政党。没有迹象显示,近卫想要复兴日本千疮百孔的议会制,尽管这一制度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迎来黄金时期。近卫对多党制的厌恶显而易见,但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近卫就职仅一个月后,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他的政治立场却更加强硬。1937年7月7日夜晚,中国和日本军队爆发小规模冲突,确切起因仍十分具有争议性。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小群日本军人在永定河岸边进行空枪演练(日军根据1901年签署的国际条约驻扎于此地,该条约是在美欧列强为平息义和团运动入侵中国后而签订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日本士兵听见他们的空枪演练遭到很可能来自中国军队的实弹还击。更让他们慌张的是,日军随后在点名时发现其中一名士兵失踪。日本人要求搜查附近村镇,这不在他们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因而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开始召集部队。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大概是去附近解手,但这已无关紧要了。中日军队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快演变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由于当晚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城外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曾记录过这座桥的美丽,因此这一事件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事件”。

刚开始,近卫因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顾及发生在国外的小规模冲突。他同时还忙着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官请求赦免,这些军官因前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险些取得成功而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近卫的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他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程度,也显示出尽管多次出访海外,但他对外部世界仍一无所知。现在,中国的形势需要他的关注。

充满个人魅力的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曾在1931年策划日本入侵“满洲”,他认为应当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更大的敌人苏联潜伏在北方。然而,一些东京和驻扎在中国的官员认为,日本正在错失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苏联国内正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而陷入混乱,假如日本试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不太可能干预。最终,认为日本还未准备好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观点占了上风,与中国的休战协定也于7月11日夜晚达成。如同前一年许多类似的小冲突一样,中日双方的此次对抗似乎也被控制在地区冲突的级别。

然而,就在休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近卫以保护冲突地区的日本国民为由,推动了一项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的计划。这一计划暴露了近卫迫切希望收买军中强硬派的意图,强硬派向来对避免战争的安抚政策感到不满。增兵计划很容易被视为战争动员,近卫文麿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尽管双方达成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撤出中国,也不意味着日本怀有扩张目标。

近卫主动在东京展开魅力攻势,为他的中国政策争取支持。7月11日晚间,他在官邸召集议员、金融界和媒体人士,宣布其增兵计划,并号召他们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进行全国动员。第二天的报纸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目的称为“为了充分让(中国人)感到后悔”,而中日两国签署休战协定的新闻要么被搁置角落,要么干脆被忽略。

近卫努力在外人眼中表现出很强硬,包括对蒋介石、政府同僚、参谋本部以及本国民众,他积极将国家上下团结在一起,他深知个人名望是其最大的武器。他并不希望(也可能没有料到)将与中国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仅仅通过虚张声势和强硬表态就足以加强日本的地位。他时常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表讲话(近卫于1936年起担任NHK总裁,一直到他1945年12月自杀身亡)。套用当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的话说:“当战争打响后,他指挥日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这一休战协定到7月2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时已名存实亡。随着战争范围和强度的升级(日本轰炸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近卫却责怪其他人,尤其是军中好战分子,而这些人既无名也不曾露面。1937年夏天,他对日本陆军中校池田纯久(Ikeda Sumihisa)说,冲突是“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的”。池田纯久曾因对中日战争持反对意见而从中国被调回,他对此回应说: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近卫继续采用自相矛盾的政策来实现政治调解,他只想避免国内起冲突。1938年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沦陷,随之发生大规模杀戮、抢掠和强奸,近卫此时错误地认为战争胜利在望,并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傲慢、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不过,与强硬的措辞相比,近卫尖细的嗓音却阴柔得让人不安。近卫指责“(国民党的)侵略行径让日本帝国忍无可忍”,日本不会与蒋介石接触。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让(蒋介石政权)付出代价”。但这一傲慢的声明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的暴行以及1937年8月以后对中国多个地区的轰炸不仅缺乏人道,也是自取灭亡。他们没有迫使中国求和,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同时加强了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德国轰炸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及随后的相互指责仍让西方记忆犹新。中国战场正成为泥潭,接连胜利使日本得以占领特定的“点”(城市)和“线”(铁路和交通干线)。但国民党部队撤得越远,日本人占领并驻守这些“点”和“线”的难度也就越大。日本人力资源有限,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也有限。蒋介石的临时盟友中国共产党从北方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他们迅速消失,让日本占领城镇和村庄,但日本人离开后又再度出现(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进行抵抗和战斗。共产党人在战时保存实力的做法将有助于他们日后战胜国民党)。

近卫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结果他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一方面同意向中国增兵,主动增加军费预算,签署法律在国内进行更密集的战争动员;另一方面他仍寻求与蒋介石直接接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每当有和平的希望时,近卫要么满足军队强硬派的期望,要么犹豫不决,或直接做出错误判断。例如,1937年12月初,日本即将攻陷南京时,蒋介石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转达愿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意愿,而近卫拒绝了中国的主动示好。

很显然,外交事务从来都不是近卫的强项,但他极其擅长让其身边的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聆听与关注。他独有、招牌式的伶俐口齿使他能有效应对各种政治派别,并在日本政治最动荡的年代游刃有余地拓展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这正是他们家族存活下来的原因。但这一特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近卫曾谈道:“我既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没有明显的盟友。一个人即使有5个敌人,他也能在政治上依靠5个真正的盟友。但(我所拥有的)10个盟友,却可能随时变成10个敌人。”

近卫的这种孤立感很可能源于他复杂的成长历程。他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母亲在他出生仅一周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很快再娶,第二任妻子是近卫母亲的妹妹,此后两人育有数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同父异母这么简单。近卫的父亲41岁去世后,近卫或许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尊贵但绝非最富有的成员。12岁的近卫继承了家族的宅邸,以及他父亲生前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年幼的公爵感觉遭到了遗弃,终日郁郁寡欢。在同为藤原家族后裔的西园寺公望侯爵(Marquis Saionji Kinmochi)(后来获封公爵)的帮助下,近卫家族才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

近卫读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西园寺,但两人并没有立刻熟络起来。年轻的近卫公爵那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西园寺坚持称他为“阁下”感到不快。事实上,两人有许多的共同点。外表上,两人都身形修长,无论是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是不菲的和服,都显得得体、好看。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兼具头脑与野心,相对于两人的家庭背景,这一点很难得。近卫大学毕业步入政坛后,两人越发紧密。西园寺很乐见拥有这样一个聪明的门徒。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取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同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这真是讽刺至极。

馆藏于 电子图书馆/世界史/02-战争史/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揭开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国内政治细节) [日]堀田江理.epub · 本期为原书摘录,版权归作者与出版社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