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侵略史的美化

原创 李文杰2025 那些发生过的事 2025年08月31日 09:30

在公元前1046年，西周武王伐纣，在灭商后，周王室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宣传体系，以便合理化自己的“翦商”战争。不过，武王在克商仅三年后就死去，继位的成王年幼，朝政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掌握。

周公旦应该是中国最早期的思想家，他承接了西周侵略史的美化工作。他将征伐战争包装为“代天罚罪”，而且创造性的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 ）的观念，将西周的军事征服解释为上天对“失德者”的惩罚，以及对“有德者”的授权。同时他也指出：商朝能够取代夏朝，是得到了天命。而周灭商，也是同时得到了天命。从而又将天命的君权神授与德治进行了统一。

通过这样的解释，周公及后来者，对西周翦商军事征伐及领土兼并，进行了重构叙事：通过构建天命叙事、强化德治话语、依托历史正统性及运用文学化叙事策略，将侵略性的征服行为包装为“天命所归”“正义之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美化逻辑：

征服是以德服人 ： 崇国是商朝很重要的一个藩属国，位于周人要东向进攻商朝的必经之路。要翦商，灭崇成为了首要任务。《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文王伐崇时“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这段叙事刻意强调周人“先修德教”，将军事强攻转化为“以德服人”——崇国的抵抗被归为“失德”，而周的最终征服则是“德化的胜利”。而歌颂周人先祖的《诗经·大雅·皇矣》篇，记载战争的经过是，周军以钩援器械攀越城墙，配合临冲攻城车突破防御工事，在激烈攻城后占领崇国都城。战后情况是，俘虏成群结队，队伍很从容地割取敌人左耳记功。这完全不是“以德服人”的行为。

被征服者为“乱臣贼子”： 武王死后，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在前商朝领土起兵反周，史称三监之乱。这场战场本来来缘由是成王年幼，由周武王弟弟周公摄政。但引起了武王另两位弟弟管叔和蔡叔的猜忌，管蔡散布流言，称周公有篡权夺位嫌疑，于是起兵以“清君侧”。周公代周成王出兵东征平叛，灭五十国（ 《孟子·滕文公下》 ）。周人将这场周王室的内部斗争，描述为“平定悖逆”，称“三监”“挟殷以叛”，周公则是“保文武之业，定周家之命”（ 《尚书·大诰》 ）。通过将被征服者定性为“乱臣贼子”，周的领土扩张成为“维护稳定”的必要手段。

贬低被征服者： 对于不服从周的部族（如楚、徐、犬戎），周人将其斥为“蛮夷”，称其“不享天命”“不共王职”。如《国语·周语》载，周穆王伐犬戎，理由是“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却“终不献贡”，将军事打击包装为“维护天命秩序”。

将被征服者斥为失德： 周人将“德”作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标准，把对他国的征服描述为“纠正失德、推行善政”的道德实践，弱化其侵略本质。

征服是天命： 武王伐纣时，在《牧誓》中历数商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暴虐于百姓”等罪状，宣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通过将商王定性为“逆天者”，周的征服便从“侵略”转化为“执行天的意志”。

征服是复归旧统： 周的宣传，还依托“夏族正统性”，将扩张转化为“复归旧统” 。周人自称“出自夏”（《国语·周语》载“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通过攀附夏族的历史正统性，将对晋南、豫西等地区的征服解释为“回归夏人故地”，弱化侵略属性。这两年的俄乌之事也是如此这般解释。

文学化叙事与符号建构： 弱化暴力，强化“正义性”意象 周人通过《诗经》《周易》等文本的文学化表达，以比喻、象征等手法消解战争的残酷性，突出“仁政”“安民”的主题。即使在著名的《周易》中，也暗含了周人构建的战争合法性。《周易》中，《噬嗑》卦以“噬肤”“噬腊肉”比喻征伐，将战争描述为“去除障碍”的必要行动（如“噬乾胏，得金矢”象征攻克强敌、获取正义回报）；《剥》卦以“剥床”为喻，将商的属国比作“商王之床”，周的征伐则是“剥落失德者的依托”，暴力被转化为“秩序重建”。

周朝对扩张史的美化，本质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将“武力征服”转化为“天命、道德、正统”三重合法性的实践。 这种叙事不仅巩固了周的统治，更 塑造了后世“正统王朝”的征伐逻辑——凡“天命所归”“以德服人”者，其领土扩张皆可被视为“正义之举”。 这套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战争伦理，成为历代王朝合理化疆域拓展的范本。

系统提出美化侵略史理论的周公，显成为了后世的贤臣。孔子认为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同样受到了美化侵略史的影响，相信了周朝的文明更强于夏商二代，他愿意遵从周朝的制度。同时，他对文王，武王与周公都非常尊敬。孔子盛赞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 ） ，高度赞扬周人的品德，认为他们达到了至高的道德境界。

然而实际上，所谓正义的伐商之战，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实际的可能差别甚大。

根据相关史料，伐纣后的商朝遗民真实待遇，其实是一部种族灭绝史：

在伐纣及三监之乱后，创造了德治的周公，对参与三监之乱的商遗民（称 “殷顽民”），周公将他们强行迁徙至成周（洛邑），编入周王室的 “庸役” 体系，从事筑城、农耕等劳动，同时由周人贵族直接管理（《逸周书・作雒解》载 “迁殷顽民于洛邑，密迩王室，以临之”）。这些 “顽民” 被置于周的军事威慑下，逐渐丧失反抗能力。

同时，分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等）给鲁公伯禽，“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左传・定公四年》）—— 商遗民的氏族首领需服从鲁君，其族人需参与周的军事、农耕，逐渐融入鲁的社会；

分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等，多为工匠）给卫康叔，这些商民的手工业技能（如制陶、铸铜）被周人吸收，成为卫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 “怀姓九宗”（商的附属狄族）给晋侯叔虞（今山西翼城），强化周对晋南（原商的西部属区）的统治。

就是在以上种种武力与压迫下，将商人强制分割与迁移给西周贵族封地，商人成功成为了周人的一部分。

但这部分，并非德治的感化，而是一个国家被征服后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