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为官三思

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个奇袭计划的提出与最终流产，揭示了大明王朝末年官员们“思危、思退、思变”的真实面貌——在危机面前，无人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无尽的推诿与拖延。

在《大明王朝1566 中》，吕芳教导他的干儿子冯保：

做官要三思。什么叫三思？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 知道了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这就叫“思危”； 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这就叫“思退”； 退了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儿错了，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大明的文官集团，就是依靠为官三思来“为人民服务”，而什么是真正的为官三思呢?

大明王朝的最后岁月，1642 年十月，清军入侵，破蓟州（北京附近）、真定（今河北）、河间、临清。

也就是整个北方，京城附近，已经几无宁地。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提出了一个奇袭计划。

计划

曾应遴的计划是：造战船三千艘，载精兵六万，从今天的山东半岛渡海，直入辽东半岛，攻清军腹地。因为当时清军的首都在沈阳，从辽东半岛直入，可迅速威胁沈阳。这样，清军必退。

崇祯帝对此计大为赞许，令各部实施计划。

造船是工部的责任，作战归兵部管。工部署印侍郎陈必谦复奏：和作战有关的工程，有兵部和工部分别做，因此，请兵部也分派 1500 艘战船任务。

内阁批准。造船任务：工部 1500艘，兵部 1500艘。

钱从哪来

任务下来了，但工部没有钱，于是就瞎编上奏：现在的事态，地方的银子运不到北京，只有开封，归德等地欠工部 500 多万两银子，可以造船用。

可当时，实际上，李自成已经决黄河，淹了开封。归德也被农民军占领。但内阁仍然奉旨：令工部赶紧将银起运，以解危急。内阁不是不知道，而是完全的状聋，反正自己只负责发布命令，执行是下面的事。

兵部也没有钱，兵部尚书张国维也胡乱应对：现在兵部无钱，只有凤阳等地欠兵部马价银 400 多万两，这个钱就正好足够用了。应该赶紧催他们押解过来，以供造船。

而实际情况是，早在七年前，即1635 年，农民军的张献忠就已经攻占了凤阳，将凤阳抢劫一空。此后几次战争损毁，加上天灾，当时的凤阳已经是荒芜人烟了。

内阁继续装聋，奉旨，“下部勒限起解，以应部用。”

就这样，公文往来，已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年的闰十月了。

此时，清军继续南侵，攻陷了东昌、兖州。尤其是兖州，距离北京直线距离都有近五百公里。

推委给淮安船厂

工部原以为清军又和以前一样，来了抢劫完就走。只要清军回撤回东北，奇袭计划就会取消，造船就得搁置。但现在的事态，看来短时间是不会完，工部于是为了摆脱责任，又提出具体建议，说是：“现在京师戒严，九门紧闭，工匠绝迹，无法开工。派都水司主事去淮安船厂造船，那时物料多，工匠多，打造战船一定可以迅速完成，不会耽误奇袭东征大计。

内阁又票拟，研究，讨论，最后发上谕实施。

这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当年的十二月。

淮安船厂的借口

淮安船厂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怎么开工？于是灵机一动，上奏：造船是国家大计，坚决拥护。但我们一直以来造的都是运粮船，这与要渡海运兵的船结构，材料，形式都不同，所需要的工匠也不同。要造海船，要到福建，广东去造。还特意加上了一句：“此系因地因材，事有必然，并非推诿。”

公文上去，朝廷又研究了两月，到第二年的二月底将此事转给了闽广巡抚。

好在三个月后，清军撤军，北京解除戒严。

福建广东的应对

九月，两广总督沈犹龙、福建巡抚张肯堂回奏朝廷，内容是：先夸朝廷内阁的神机妙算，崇祯皇帝的神威。然后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拥护国家，成就崇祯皇帝的中兴伟业。最后再说，现在北方安定，而这个工程耗尽民财，现在造了，也无法再用奇袭。不如停工。

内阁批准。

于是，奇袭清军的计划在提出一年后，来往了无数的公文，终于画上了句号。

从上到下，全是骗，拖，推。即所谓的为官三思。思危，思退，思变。

国家有难，崇祯身为皇帝，如果完全放任不管，只会受到全国上下的指责。所以，实施这样毫无可行性的方案，其实是皇帝在思危。

工部和兵部都没有钱，但他们会思退，把问题推给淮安船厂。淮安船厂如法炮制，同样思退，将问题给了闽广地区。

最后闽广地区就静待思变。待时局一变，正事不用做一点，就也算完成了朝廷交待的伟大任务。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去想一个实际解决方案，解决朝廷的真正危机。

该计划宣布停工时，距离明朝亡国的1644年 3 月，仅剩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