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5 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的背后

马宁远为实施朝廷的改稻为桑，同时为了加强其老师在严党中的地位，悍然实施了毁堤淹田。

胡宗宪知道此事后，对着自己的学生，杭州知府马宁远，大骂:

平时让你读读左传，通鉴，你不以为然。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你更不以为然。还说什么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本意？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问可不可能，但问问应不应该。

为什么马宁远相信“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半部论语可治天下”此句的出处是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宋太宗赵光义听闻朝臣讥讽赵普“仅读《论语》”，遂当面询问。赵普答：“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从赵普的回答可以看出，如果总结的话，应该是：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但我们今天流传听到的俗语，基本都只能听到“半部论语治天下”。毕竟，在皇权威严之下，如果“半语论语可定天下”，那《论语》这部书就有反动成分在，就会成为禁书。

总之，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开始广泛流传下来。

但是，《鹤林玉露》成书于南宋1248年，其记载的这段话，其他史料并无记载，可谓是其原创。但此对话，距离赵光义和赵普的时间线，约有250年。

在《鹤林玉露》成书的58年前，即公元1190年，儒家代表朱熹刊出了他的代表性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后来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所谓四书，其实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大学》和《中庸》其实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挑出来了之后，就作为了一书。

《四书章句集注》其实就是给《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作注释，进行解读。古代人读文言文其实和我们差不了太多，也是读不太懂，因此需要加上注释来理解句子意思。自汉代复兴儒家以来，无数的儒家博士家对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及《论语》、《孟子》及先秦的诸多文献都进行了注释和自己的解读。既然是注释和理解，大家的解读显然也是有所异同的。这就造成了大家对于不同句子的不同理解。

但当时大家显然还是允许不同意见，朝廷也允许不同意见。在西汉，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甚至亲自召开了学术会议，来讨论“五经”的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这至少说明了汉朝至少允许了对于儒家经典的不同解读。

但到了南宋，一切不一样了，南宋是一个已经失去传统中原统治区的偏安政权，为了凸显正当性，必然要在叙事上展示其法理性。比如北宋时，朝廷还是认可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但到了南宋，朝廷则是认可蜀汉政权的正统性。于是同情蜀汉，并塑造蜀汉的正统法理象征，成为了士人的精神追求。这影响到了后人，因此元人的戏剧刘备都成为了正统法理。因此，元末明初时，《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也以刘备为正统，描写曹操的奸诈。

可以说，朱熹对于《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明显有掺杂了私货的。他将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构。确定了他所理解的儒家政治与思想哲学：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指的是：对内成就圣贤品格（内圣），对外推行王道政治（外王）。这一套理解与重构，对于皇权统治是大大有利的。

因此，此书成书不久，即取代其他书，成为了朝廷的指定科举考试用书。即，你读论语，不能再用你理解的论语。而是需要用《四书章句集注》的理解。超越了《四书章句集注》的理解，皆不是标准答案。

公元1212年，《四书章句集注》被列为科举教科书。

公元1313年，元朝元仁宗，将《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唯一标准答案。

明朝在1368年建立后，也延续此政策，而且，规定答题需严格遵循朱注，形成“八股取士”范式。这与汉宣帝召集大家讨论五经异同的“石渠阁会议”，已经完全是不同的统治风格。

所以，元明清时代，已经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文化最为黑暗的时代，朝廷用政治权力，束缚了大家的思想。让大家只能规范在一本书中答题。

正因为如此，《鹤林玉露》中所记录的”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故事，并非名实。只是为了凸显孔子的一部论语，就能实现“半定天下，半安天下”的牛皮。

我们再回到胡宗宪大骂马宁远的：

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什么本意？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问可不可能，但问问应不应该。

这恰恰是胡宗宪在批判《四书章句集注》的标准答案。

如果当书本的句子理解都有了标准答案，马宁远为了上级，为了老师，竟然可以做出“翻遍史书，亘古未见”的大灾难。因为知道不能做，但还是要（为了朝廷，为了老师）做。

而胡宗宪则是融入了王阳明的思想，对“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解为：做事时不问问可不可能，但问问应不应该。

其实我们在看到马宁远的悲剧时，更应该思考，元明清黑暗时代的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