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3 层层加码
可回顾一下前一篇：
在前一篇的在御前会议上，朝廷提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然后，这是利国利民的好国策吗？
官僚的应对
内阁自以为是的“改稻为桑”好政策，一到地方，事情就在起变化。
这显然是各方的利益无法平衡。
朝廷一方面并没有搞定改稻为桑政策要周边省份多往浙江调粮，又不对付囤粮的商人，好政策这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农民看来，他们改稻为桑后，桑的收成无法弥补粮价上涨的损失，这又是一个只让他们吃亏的政策。
但朝廷定下来的国策，不会轻易变的。
因此，第二集，场景一转入到地方，就是杭州巡抚马宁远指挥当地驻军强制踏毁农民种下去的稻苗，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知府马宁远对付农民一开始就是扣帽子，敢于反抗的就是勾结倭寇等境外势力。
这里面马宁远与戚继光的对话很有意思：
戚继光说：
当兵的吃粮，你们吃的是谁的粮？
这话是戚继光责问听从马宁远指挥去踏苗的士兵，并非问马宁远，但马宁远却抢过话语权：
当然是皇粮。
戚继光问
皇粮是哪来的？
马宁远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粮当然是皇上的。
戚继光说：
说得好，那你们断的是皇上的水，断的是皇上的粮。断了皇上的水，断了皇上的粮是什么罪吗？
马宁远无言以对。
戚继光这属于用魔法打败魔法。你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你率兵踏了皇上的粮田，就是死罪。对付马宁远这样狡辩的官员，只能用同样的方法击败他。
同时，这也说明了，马宁远这类官员，以为忠于执行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就是忠于国家。
可屁事没有帮助朝廷，还惹出了这么多勾结境外势力的反民，只能跑去求助浙直总督胡宗宪。
政策的加码
在御前会议上，严嵩为了搞改稻为桑，说的内容是：
一匹上等丝绸，明朝卖6两，销到西洋，可以卖10两。将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可以一年多织20万匹丝绸。
但到了浙江讨论会上，浙直总督胡宗宪说的是：
改稻为桑是国策，必须改。可桑苗今年只能养两秋蚕，嫩叶产的丝换不回口粮，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了饭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产30万匹丝绸，在我浙江出了30万个反民。我胡宗宪恐怕是一个人的人头是交代不下来的。
数据不对？
严嵩在御前会议上，说的是，
将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可以一年多织20万匹丝绸。
我们知道，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粮农就变桑农了。粮食要从外地运过来，买粮吃，这已经很难保证不饿死人了。可这样，一年也就多产20万匹。
现在到了胡宗宪这里的政策，已经变成了年多产30万匹。
可见，御前会议上制订的政策，到了内阁制订具体计划时，就已经加码了一次。从20万匹改到了30万匹。显然这个政策可以让诸多大地主及商人获得利益。
因为嘉靖说，
改桑的农田，继续按稻田征税。
而我们通过剧情知道，桑田的产出比稻田高50%。如果按稻田征税，相当于多产的50%，是免税的。
但这个多产50%的免税政策，对于小农的吸引，并不大。
因为粮价的不稳定。
内阁首辅严嵩可是在御前会议上，对嘉靖道长轻描淡写地说的是：
历年都是从外省向浙江调拔700万石粮食。增加了桑田再增调粮食就是。
可到了地方上，胡宗宪身为以官府的名义，向米市借贷100万石粮食，借不到。
从外地调粮，一烂也不愿意多给。也就是只愿意外地调拔往年年份的700万石，谁都不愿意多调。
但对于大户，免税是极有吸引力的，他们一方面本来自家肯定可以吃饱。比如如果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可以拿出100亩种稻田，900亩种桑田，既不会让家人饿肚子买高价粮，收购生丝，自己产丝绸。
因此，政策的政策加码大概率是严党及嘉靖道长觉得这大有利可图，于是为了获取更大收益，将御前会议上定的增产20万匹丝绸，改为了增产30万匹。
但，政策虽然有加码，但是御前会议约定的粮食也不会向浙江调拔，朝廷显然并没有做好配套准备，只让浙江改稻为桑，导致粮价飞价。
作为地方军政的最高长官胡宗宪，显然更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朝廷钱没有赚到，只会出反民。
这不，杭州知府才刚搞强拆，“拆稻田改桑田”，就出现了群体性事件“反民”。因此，在马宁远报告反民后，立即下令放人，以免事态扩大化。
从国策谋利
改稻为桑，做好了，功劳是朝廷的，毕竟是内阁定的国策大局。而一旦失败，就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失职。
因此，胡宗宪对马宁远说，“你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吗？”。不仅道出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而且只要实施政策，实施改革，地方官员就意味着可能找到权力变现的渠道。
因此，在胡宗宪看来，改革并非不可以。但是由政府官员实施的改革，越改，其实得利的是士绅阶层。他们不会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也不会让民众得利。
这种对政治的敏锐力和能力，以及对地方的处理能力，是胡宗宪能够身居高位的原因。
可朝廷到地方，都想借着国策谋利，他一个胡宗宪，能够挡得住国策的实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