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2 拍脑袋的御前财政会议
御前财政会议前的引子如上篇文章。
在周云逸死后，刚过正月十五，被称为祥瑞的大雪也终于下了，宫内外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也就仅是松了一口气。
朝廷的假期结束，内阁大佬们就和嘉靖道长召开了御前财政会议。
从这场会议可以看到，在庞大的帝国，维系庞大的帝国的其实就是财政，并不是忠于皇帝，或伟大理念。
要了解御前会议上的争论，还得了解剧中大明权力的三方派系。
一派是以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为首的严党，他们占据了内阁首辅和工部等重要职位，已经长达20年，已经把国家搞得腐败不堪。
一派是裕王为首，徐阶，高拱，张居正为首的清流，时刻准备搞倒严党，让朝局有所改观。
一派是道长自己的心腹团队司礼监，吕芳为司礼监首席，代表道长意志，掌握签发圣旨，有时还能掌握东西厂和锦衣卫等秘密部门。同时，还要为道长赚私房钱以成全道长的修仙大计。
在明朝，朝廷的事基本是由内阁制订政策意见，然后皇帝让秉笔太监先批红，最后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才能实施。明朝太监滥权极为严重呢，就是这种权力架构。当皇帝是个勤劳的皇帝，那司礼监其实只是一个秘书部门，只是处理一下文书，作为一个盖章的工具人。锦衣卫，东西厂也只会效忠于皇帝的命令。
可明朝有很多不管事的皇帝，当不怎么管事时，司礼监的太监们就要负责处理国事，他们既掌握批红，又掌握盖章，还掌握了高于朝廷的司法机构锦衣卫，可以想抓谁就抓谁。权力的制衡机构就会失衡。刘瑾和魏忠贤，都是皇帝宠信他们，让他们掌握了司礼监，于是成为了明朝著名的乱政太监。
嘉靖虽然20年不上朝，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吕芳是严格执行嘉靖的命令，并没有利用司礼监的地位滥权。因此，至少可以说，吕芳是个好太监。或者说，吕芳是嘉靖优秀的工具人。
会议的定调
在会议还没有开始，忠于嘉靖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就在会议室前，给与会人员提前通了气：
皇上因为出了周云逸的事情一直在祈福，因此心情也不好。亏空上的事，能过去就过去，今年就再想别的办法。
从剧情后面我们知道，吕芳是一个极其了解嘉靖心思和忠于嘉靖的人，因此吕芳的意思，其实是嘉靖道长预先给会议披上了层基调：开一个和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翻旧账的大会。
为什么道长要急于先给大会先定调呢？
因为里面大部分亏空，是这位常服不过八套的嘉靖道长皇帝用的。
具体我们来看下面会议的具体内容
如果大谈亏空，就是在批评嘉靖修仙花钱太多。
所以吕芳作为嘉靖心腹，自然要为君分忧，提前给参会的大臣们打个招呼：亏空上的事，能过去就过去。
但今天这事，并不简单。裕王在王府忧心忡忡，即使李王妃面临生产的紧要关口，他仍然对身边的谭伦说，我还担心高拱和张居正他们呢。
这些都表明了，团结在裕王身边的清流派，已经决定和严党在此次御前会议上就针锋相对。
但会议会达预期吗？
会议的具体内容
首先，当道长敲了那一场钟声后，吕芳正式表态会议开始。
先是内阁首辅严嵩先做了开头性的发言，内容无非是表明道长辛苦，宵衣旰食。做大臣的苦点都是应该的。这显然是一堆的彩虹屁。
随即，会议一开始，掌握财政大权的户部（财政部）高拱，兵部（国防部）张居正就无视了吕芳的警告，还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财政赤字：
财政部长高拱的发言，则挑明了当前财政赤字之大。
去年两京十三省全年的税银共为4536.7万两（白银）。 去年年初各项开支预算为3980万两。 可是昨天各部报上来的账单是5380万两。 收支两抵，去年亏空是843.3万两。（注：即4536.7-5380） 如果和财政预算核对，一年超支为1400万两。（5380-3980）
我们来具体看看历史有名的道长皇帝是如何整出如此大的亏空的。
（1），300万两战船案。
国防部长张居正指出一笔巨额支出，认为有问题，说：
兵部去年开支超支300万两，这300万两是记在兵部造战船30艘，而且明确记载是给戚继光和俞大猷在海上与倭寇作战用的，实际上我兵部并非见到一艘战船。
而严世蕃，则直接回应了张居正质疑：
确实有30艘战船，耗资也是300万。是在浙江和福建的两个工厂同时建造。战船本来是为了海上抗倭用的。但后来为了修宫中几个大殿运送木料。调用了10艘。其余20艘让市舶司借用了。
在这里说下市舶司的背景，是明朝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官方机构。你可以理解为明朝的国有企业。明朝的海外由市舶司进行垄断特许经营，并可以收取贸易税收。
接着就是吕芳的下属陈洪代表证实市舶司确实借用了20艘：
当时市舶司为了运送丝绸，茶叶和瓷器运到波斯（现在中东地区）、印度等地，换来白银。由于船只不够，借用了20艘。又因为倭寇海上闹事，这批货于是通过京杭运河，运到京城来了。
而显然，掌握财政的户部和对这个解释很突然。显然，市舶司用了20艘船运送丝绸，茶叶和瓷器入京。这笔款并没有入账。不然户部应该知道。而户部又是高拱的地盘。显然高拱事先和张居正事先并不知情市舶司的事情。而市舶司把如此庞大的货物运到北京，户部又并不知道，显然这些货物最终变成的钱，进入了皇宫，成为了道长的私房钱。
解释到了这里，就不能再追究了，户部高拱不能说也没有收到市舶司的钱。
吕芳赶紧说，虽然战船挪用了，但都还是用在了正事上。明儿我打个招呼让他们把船还给兵部，你们户部就赶紧签字吧。
此时，**大殿内传来了一声钟声。**这是嘉靖道长表示同意的惯用手法。
于是，只能签字作准。300万两的战船案挪用，就到此为止。
草草签字，问题在哪，你清流再怎么追究，你可以打倒严党，但就是不能追究皇上。严党这多开的300万两，造的30艘战舰：10艘为了皇帝修宫殿送木料，20艘为了皇帝赚私房钱。这背后最终要追究的话，都要让皇帝背锅。于是只能签字。
（2），超支250万两江浙修堤案。
在300万两的挪用战船案结束后，高拱继续说：
修江苏的白茆河，吴淞江，工部预算200万，结账350万两。 修浙江的新安江，工部预算100万两，结账是200万两。
按说正常预算和实际支出并不会超出接近翻倍的差额。如果差额这么大，那还有必要做预算吗？这里面显然是有猫腻的。但严世蕃说：
修河多出的公款，河道衙门有详细账目可查。河道监管是宫里派去的公公。你们不签字，恐怕不只是对着我们工部吧。
大明一代，宫中直管太监数量，是上十万计的。除了宫中的普通打工太监，还有各地宫中派出去监视地方政府和占据矿产资源，为皇帝赚私房钱，即所谓内帑。
严世蕃的说法，意思是说我们开支虽然超了，但账目可查，而且有司礼监外派的审计作证。
这一来，也就是高拱如果认为这笔款有问题，那不仅是工部的问题，而且是司礼监也有问题。司礼监背后又是道长。道长要脸不？
（3），400万两木料超支案
高拱说：
宫里修殿宇的木料货款，工部年初预算为300万两，最终上报是700万两。亏空400万两。
严世蕃再次反击：
你们算来算去，最后都要算在皇上头上。
我们现在回过头，再看高拱在会议刚开始前的总结，
收支两抵，去年亏空是843.3万两。
但以上300万两战船案，250万两河堤超支案，400万木料超支案。
三项超支合计是950万两。而去年整体亏空只有843万两。如果这三项按规定节省开支，不超支的话，财政还能有100万两的节余。
但细究这三项，都是嘉靖道长的影子。除了河堤的250万两，他一个人超支了700万两。河堤的案子，超支如此之大，如果真有腐败，也是他派出去的太监监管不力，最后领导责任还是道长。
**但道长是皇帝，不可能背这个锅，谁也不能指责皇帝。**于是会议接着开，张居正接过话，开始输出：
据辽东军报，俺答部今年有更大的进犯，东北一带的长城必须要重修。此处要增加200万两的开支。 还有去年全靠戚继光俞大猷不足两万的兵力抵御倭寇。可是我们的商船， 丝绸茶叶瓷器不能出海，导致每年损失就达千万两以上。要保证货物畅销，今年必须闽浙广东的募兵势在必行。而这一项，又将要增加200万两以上。 要都像去年一样，今年朝廷就得加征朝廷的赋税。有些省份，已经加征到了嘉靖四十五年。
张居正的话，明显是站在他掌握的兵部立场，意即是兵部今年要增加至少400万两的开支。如果你们再乱花钱，以后就搞不下去了。
到了这，于是，严世蕃开始指责高拱和张居正是奸臣，高拱反击：
奸字是女和干的组合，我还只有一个糟糠之妻，就在昨天都娶了第九房姨太太了。
事态开始转向人身攻击。
严世蕃于是开始指责高拱和张居正是指责天象异常钦天监监正周云逸的后台。
这大帽子已经扣下来，说明高拱和张居正意在攻击嘉靖。如果他们是后台，像周云逸一样被打死也是罪有应得。
气氛一时紧张。但结局却迅速转向。
三、会议的成果
在此，嘉靖道长迈着他自认的仙骨出场了。下属吵了半天，领导终于出面，要做总结性言论了：
- ，周云逸被打死可惜，要平反，给他家拔款抚恤。打死他的人追究。
- ，严世蕃小老婆虽然多，但是把心思多放在朝廷上即可。
然后指明朝廷搞钱方向，就在张居正的发言中：
还有去年全靠戚继光俞大猷不足两万的兵力抵御倭寇。可是我们的商船不能出海，导致每年损失就达千万两以上。要保证货物畅销，今年必须闽浙广东的募兵势在必行。
嘉靖举一反三，从张居正的话中，证明：也就是只要商船畅通，一年就可以赚上千万两。
朝廷要是多了这个钱，朝廷啥问题不能解决。
要不怎么是领导呢？
只要商路畅通了，就得考虑卖啥到西洋。
严嵩建议：
一匹上等丝绸，明朝卖6两，销到西洋，可以卖10两。将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可以一年多织20万匹丝绸。
道长皇帝称叫，说吵架好，一吵就吵出好办法了。
然后命令内阁制订改稻为桑方案，让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执行。
按严嵩的建议，改稻为桑也就多织20万匹丝绸，每匹的差价，从明朝到西洋，仅仅只有4两银子。也就是理论上，只能新增80万两的财政收入。而这，将明朝的丝绸销到西洋，还要考虑到运费，可见收益远远是低于80万两的。
结合剧中，江南织造局总管太监杨金水，找来了波斯等地的商人，和胡宗宪商量，说：
卖出多少丝绸，派出多少兵船护送，还得部堂大人拍板。
也就是考虑到实际运输过程中，因为海盗和倭寇问题，朝廷还得负责派军事力量将丝绸押运到西洋。考虑到古代巨大的交通费用，实际收益肯定是远低于80万两的。
而朝廷，去年财政赤字是843万两。
这朝廷应该花的钱，该省的钱省下一些，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超出，其实就足够解决财政问题。
而且要完成丝绸到西洋的交易，前置条件不仅是改稻为桑，还有一个条件是平倭。
张居正说的是，我们的“茶叶丝绸瓷器无法出海”。也就是其实只要平了倭寇，其实不仅是丝绸，茶叶瓷器都能出海，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军费，荡平倭寇。
而张居正的话，在嘉靖眼中，就是只看到了这是一个年赚千万的项目了。然后在外贸搞钱的思路，和严嵩定了改稻为桑的国策。
会议中讨论的乱花钱的项目，完全忽视了。会议的主题，也完全偏离了方向。原来高拱张居正意在声讨乱花钱的策略，竟然变成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动员大会。
可见，整场会议，在最高领导眼中，嘉靖完全不在意多花了钱。只在意哪儿能再搞到钱。朝廷大项开支不省，想的是影响数十万民众，让浙江民众改稻为桑。
而此项影响浙江数百万人的政策，多织20万匹丝绸，也只能为朝廷多赚80万两财政收入。而此项国策的前置条件还得是必须荡平倭寇。
而朝廷，能够在一年时间荡平倭寇吗?如果没有荡平倭寇，那多余的丝绸，只能内销。根据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新增如此大量的丝绸供应后，如果只能内销，那价格只会血崩。而粮食的供应价格是会上涨的。
如何倭寇没有荡平，那桑农的生丝价格和米价一跌一涨，浙江的未来会如何呢？可想而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最高会议政策的制订，完全不顾地方上的实施难度。压力全给地方上，倭寇要地方去剿，改稻为桑要地方强制实施。
那地方上，会如何贯彻执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呢？